*本文为《品读》2025年第12期内容

早上7点，6岁的儿子登登醒来，眼睛还未全睁开就迫不及待地掀起枕头，却见床上空空如也。“妈妈，牙仙子又没有来。”他脸上的失落显而易见。

我这才想起，前天，登登掉了一颗乳牙。他郑重地告诉我，绘本上说，把掉落的牙齿放在枕头底下，夜里牙仙子会悄悄取走，并留下一颗巧克力作为证明。说着，他抽出一张纸巾，将脱落的牙齿小心翼翼包了起来。一旁的11岁女儿立马举手作证：“是的，我那时候也收到过巧克力。”听到这话，我和老公相视一笑。

姐姐不知道，脱落的牙齿并未被牙仙子取走，而是被我悉心收在了专用的乳牙收纳盒里，枕头下的巧克力也是爸爸在夜里蹑手蹑脚悄悄潜入她房间放下的。第一次做爸妈，我们事事用心，不仅姐姐的胎毛被剃下后做成了毛笔，就连她第一次剪下的指甲也被我珍藏起来。再度当妈就不一样了，不仅日常小事上从容了许多，就连幼升小这种“里程碑”事件，我都没有焦虑。

可是，正因为过于淡定了，所以我完全没把登登掉牙的事放在心上。那天临睡前，他准备将换下的乳牙收在枕头底下，却发现牙齿不翼而飞，急得差点哭出来。我这才恍然想起，我好像不小心把包着牙齿的纸团扔掉了。我只得拼命地向老公使眼色，请求支援。谁知这家伙会错了意，不紧不慢地说道：“童话故事不一定都是……”我赶忙截住他的话头：“牙仙子可能太喜欢你的牙齿了，所以不等你放好就取走了。”登登相信了，怀着对牙仙子的信任进入了梦乡。

我越发地感到惭愧。姐姐那时候，无论是牙仙子，还是圣诞老人，我和老公都演得特别投入。现在倒好，我们脱离了新手家长的身份，在育儿上不再忐忑不安，却连带着对孩子成长时的微小变化也失去了新鲜感与惊喜感，如此“偷懒糊弄”，对登登是不公平的。难道仅仅因为他的出场顺序落后一步，就只能感受打了折扣的“爱”吗？他也是第一次做孩子呀！念及此，我打起精神，决定好好“演戏”，用姐姐换牙那时同样饱满的热情来守护登登的童真。

等登登睡熟后，我特地准备了一份巧克力，悄悄塞进了他的枕头下面。爸爸也入戏了，他用牙仙子的口吻给登登写了一封信：“宝贝，很抱歉，我来晚了，不过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准备送你两颗巧克力！你的牙齿像贝壳一样洁白可爱，我一看见就特别喜欢，一着急就直接从餐桌上拿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正刷着牙，忽然听到一阵欢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登登惊呼：“妈妈，牙仙子居然给了我两颗巧克力！”我抱住了欣喜地扑进怀里的登登。那一刻，我意识到，父母对孩子的关注本不应有差别，每一个孩子都该享受到父母充盈且真切的爱的表达。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我的微信好友栏里，有个特殊的聊天框。逢年过节，季节变化，我都会踌躇着打开它，写上几句话，发送，然后熄掉屏幕，等待不会有的回复。这个聊天框的对象是我的好友Wendy，两年前的一个冬夜，她给我发了一封“断联短信”。

信的内容简短又克制，大意是，上次见面后，她感觉自己状态不佳，“要逃走一段时间”，希望我们暂时不要再见面，也不要联系了。

对这封信，我有点预感。收到信息前，我们已经有近两个月没见面。对我俩，这很不寻常。Wendy是我高中时的同桌，也是我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十年前，我到北京读研，报到后去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她，因为我把行李提前寄到了她的宿舍。我俩的学校间距离只有两站地，经常约着一起吃饭。再后来，我们都毕业了，她租住的小屋是我去过的第一个北京朋友的家。工作后，我俩见面变得更加频繁，几乎每隔两周就要一起出去吃火锅，到对方家小坐、小住，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时候，我俩几乎天天黏在一起。2021年，为了离她的住所近一点，我跑到南城租下了现在的房子。

我常形容，我们是“可以穿着睡衣见面的朋友”。的确，那个冬天，我经常在睡衣外套一件羽绒服，打车到她家，然后一脱衣服，就可以安然融入那个温暖的沙发了。比起朋友，她更像这个庞大嘈杂城市里的家人。

但2023年的那个秋天，我们却有两个月没有见面。9月最后一次约着吃了顿火锅后，她似乎变得很忙。我发信息，她只回些表情包，一次我去云南玩，夜里拍了星空发给她，她也没有回复。再后来，我想约她出来就变得很困难，再后来就是那晚，在我又一次发起邀约后，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再过十分钟，我就收到了上面的信息。

两年过去，我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看着这条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信息，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平静地回复，然后开始流泪，最后竟号啕大哭起来。

我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尽管她在信息里写了“不是你的问题”。我回想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我们又隔了许久没有再见了。那年我经常出差，周末总是在工作，夏天又赶上男友从异地返回，不多的闲暇时间都留给了他，所以再约Wendy时天气已经转凉。一个周末，她从公司结束加班，我们约在地铁站附近的火锅店。在我眼中，那天没什么特别，我们嘻嘻哈哈吃完饭，聊了聊彼此的近况，之后一如往常地散步，直到下起小雨，我们各自打车回家。

但在她的印象里，这是一次“掉电”的约会。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她也很难过，所以最终决定给自己留些恢复的时间，不知道需要多久。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还是她在惩罚我疏于联络？

又或许理由已经不重要。我失去了她。在约会情境中有个词叫“Ghosting”，意为突然停止与一个人的交流，就像鬼魂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被Ghosting的人，可能都会像我一样经历猜测、反思和自我怀疑，一种与身体疼痛相同的神经通路被激活了，我意识到，突然中断的友谊也会像亲密关系中的分手一样，让人心碎。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已经无法再承受一次别离。20多岁是结识新朋友的黄金时期，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往往先认识同学，然后是实习时的同龄伙伴，再之后是不同工作场合的同事。但给朋友圈里的友人做个分类，很多时候相遇和疏远都是常态，读研时的几位好友，各自工作后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工作实习时的伙伴，在不同城市来来回回，想要聚在一起也不容易。于是，到了30岁，我突然发现，身边能随时联系，不怀芥蒂袒露心声的密友已经寥寥。

这似乎印证了父亲的一个判断。还记得青春期时，我经常为朋友热血上头，花很多时间和他们相处，为友谊中的小事或喜或悲。有一次，父亲和我长谈，说：“朋友都是暂时的。尤其是女孩，等你们以后结婚生子，就各人顾各人了，哪有精力放在朋友身上？”

那时的我只觉得他有偏见，但又很难找到理由反驳。在我成长的小城里，上一代女性的生活是“向内”的，她们社交机会不多，大部分时候都围着丈夫和孩子打转，似乎真的没有什么朋友。但我的母亲是个例外，她常年在外做生意，经常带新认识的阿姨回家，她过生日时，还会单独给朋友们开一桌席，和她们又玩又聊直到深夜，甚至忽略了我们。我想，这种“女人长大了就会失去朋友”的论断，多半是男性心中对“贤妻良母”的一种刻板印象吧。

我没有机会和母亲聊她的交友观，但那时，我的日常生活是被朋友们填满的。我长大的地方是个单位大院，童年常和一群同龄的孩子打打闹闹，“发小”和我是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13岁时，我们还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做过“结拜”，发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与男孩们的关系不同，那时女生之间总有许多细碎的小事可做，大家也会吵架，然后哭着和好，再继续一起游戏、闲逛。

到了青春期，友谊的主题又发生了变化。学习是生活的主线，身体的变化及与异性的关系则是一股暗流。我们在学业上不得不互相比较和竞争，但谁又都不希望朋友落于下游；涌动在心里的复杂感情，只能和朋友聊聊，却又总是欲说还休。这时，女孩之间的友谊是在一次次聊天中累积起来的，很难想象我们之间会有那么多话可说，从放学路上到楼下，回家还要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什么都可以聊，讨厌的老师、喜欢的明星、班里的同学、发育中的身体，当然还有各自心里的小秘密。

上高中后，青春期的一切动荡稍稍平稳，每个人的个性都初步显现，世界变得更复杂宽阔，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深刻稳定。而Wendy，就是在那时进入我的生活的。她是我在班里的一个“小团体”的一员，团体成员是四个女孩，我们都有一个姐姐，是家里的“二女儿”，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验。我们身高相仿，这就意味着座位靠近，高中三年，四个人都曾两两组合成为同桌。我们几家住得也不远，骑车放学路上可以结伴而行。还有一个相似点，我们几个都喜欢吃辣，所以经常在晚自习前去小卖部买辣条，然后就可以在操场上边走边吃，又笑又聊。

四个女孩里，我最闹腾，算是集体里的“e人”，她们仨则各有各的温柔。其中Wendy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她家教严格，说话慢条斯理，能写一手好字。到高二，我们四个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读书时代，和同学关系变好的一大佐证是，你们会在假期里见面，一起去郊外、去公园，那时大家都脱掉了校服，暂时自由，就能聊些平时很少谈的话题。

另外一件拉近友谊的东西则是闯祸和秘密。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其中一位朋友在放学时发现，学校行政楼的一扇窗户总会冒出红光，远看像间炼丹房。我们四人分享了这个奇观，最终耐不住好奇，决定在一个晚自习，各自搬张凳子去探个究竟。那天，我们偷偷溜出教室，抵达行政楼，又踩在叠成一摞的凳子上探头，才发现那间“炼丹房”是学校的监控系统机房，红光是LED屏的闪光。四个人几乎笑到站不稳。再后来，我们还在另一栋教学楼里找到一个“秘密基地”，靠近顶楼的天桥上，可以看见满天星空，俯视整个校园。四个女孩就常常站在那里，谈论人在18岁时特有的迷惑和渴望。

再后来，我们各自到了不同的城市读大学，但寒暑假必定要相约几次，谈各自的校园生活，谈遇到的新朋友，当然还有感情经验。大家都变了，但仍是记忆里的那个人。有一年秋天，我们约好一起去另外的城市旅行，大家各自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了省钱，把房间里的两张床并在一起，四个人就躺在一张大床上，畅想可能的未来。

也是那次旅行，让我和Wendy的关系更近了。因为我俩返程方向一致，回去时一起坐了趟绿皮火车。没有买到坐票，那天我俩铺了张报纸，在列车厕所门口的空地上坐了一夜。车上人多、气味杂，常有人走动起身，我们不能睡觉就干脆靠在一起聊天。也许是摇晃的火车让彼此卸下了最后的隐藏，那夜，我俩聊了许多过去从未触及的话题，各自的原生家庭，高中生活的遗憾，求而不得的感情……那天，我意识到，Wendy不完全是我过去认识的样子。在她安静、温柔的外表之下，有相当坚忍和决绝的一面。不过，那时我们的生活仍在迷雾之中，两人只能抱着彼此，试图提供安慰。

读大学时，我曾非常痴迷几部美剧，比如《老友记》《老爸老妈浪漫史》，讲述的都是几个朋友间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当然还有《欲望都市》，第一次看这个关于四个女孩间友情的故事，我就马上决定给女友们一人寄一盘光碟。在那时我不成熟的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中，我们也会像剧中人一样，住在不远的距离，随时可以约个午饭，参与彼此的一切，相互支持，相互依靠。

但也是在《老爸老妈浪漫史》最后的几季，却有一个相当令人心碎的镜头。几个原本租住在一起的朋友，因为各自的工作、婚姻和生活进展，搬离了他们相聚的小屋。在万圣节的夜晚，一个女孩穿着扮装，孤零零地站在被搬空的房间里，等待朋友来给她一个拥抱。

那就是临近30岁时的我。来自父亲的“预言”悄悄应验了，密集地给好友们做了几次伴娘之后，我发现，她们的婚礼也成了我们友谊的休止符，大家住得远，工作忙，仅剩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丈夫和孩子。“四人组”里的一个女孩和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另一个女孩则很快结婚生子，我和Wendy几乎成了彼此的唯一。

其实，和高中的朋友保持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不得是谁说的来着，同学就好像曾和你在同一屋檐下避雨的人，你们之间的情谊很深，但以后在一起能聊的，也只有避雨时的回忆。但我和Wendy不同。工作后，我俩关系反而越来越亲密，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发现彼此仍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和爱好，两人约出去，可以讨论政治和外部世界，也能聊运动、看电影、吃火锅，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这个多元又复杂的大城市里，我们两个来自小县城的女孩，仍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经验，知根知底的朋友间，不需要太多前情提要，这让人感到安全、放松。

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的相同点是，我俩都在30岁前分手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没能赶上急吼吼的社会时钟，没在预定的节点走上“轨道”。当同龄的女友们开始通过生产、哺乳和育儿中的种种艰辛，搭建紧密的互助情谊时，我俩像两只离群的羊，依偎着为彼此取暖，也重新交流另一种生命经验。

不进入轨道，也给人提供了新的契机。经历过20多岁时的种种挣扎，我们开始回头整理关于自己的一切，尤其是原生家庭和亲密关系。荷尔蒙的冲动渐渐淡了，男人不再是我们最重要的话题，曾经围绕他们展开的迷惑、嫉妒和痛苦，都好像变得很轻飘，但我们反而可以谈性、谈彼此的身体和痛苦，很奇怪，那些青春年少时不敢谈论的人和事，现在都显露出来。而成年生活里许多新的无助和茫然，一起聊一聊，脑子也能清醒许多。

我已经不再在乎父亲的断言。经过这些年，我发现，女性之间的友谊也可以有很多种样貌，她们可以像我母亲那样，拥有一个讲义气的江湖世界，也可以像我和女友们那样，在无数次长谈、字条和私语中，结成一张可以兜住我们每个人的大网。当然，我也能理解父亲对这种关系的误解，毕竟，女性的故事常常是潜藏于“地下”，不为男性世界所知的。就像过去很多代女性一样，在谈论经血、眼泪和分娩之痛时，在共同的痛苦和压抑中，获得一种被理解被支持的共同体的感觉。

我和Wendy最亲密的日子，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就像《倾城之恋》里的故事，当巨大的城市一瞬间变得空空荡荡，我俩迅速地结成了同盟，每隔几天就要到对方家里小住。白天一起工作、做饭，见缝插针地打游戏、看剧。晚上，我们就一起躺在床上看新闻，一起生气、流泪、骂人。

后来，她搬了新家，卧室窗户是朝西的。她总是拉上窗帘，开一盏小夜灯，Wendy睡眠质量不好，所以床品都特别柔软，这让她家越来越像个安全的小窝。在隆冬季节，我们经常半躺在床上看投影，一集一集的电视剧、她喜欢的音乐综艺，看累了就窝在被子里睡着。在最烦闷、最绝望的日子里，我在那张床上得到了久违的安稳感觉。

2021年春节，因为疫情原因，我第一次留在北京过年。除夕夜，我和Wendy复刻了一顿老家的年夜饭，我们买了羊肉和黄胡萝卜，在家自制羊肉馅饼，炒了菜，喝了酒。我俩一起看春晚，一起和家里人视频，一起守岁。我酒量太差，很快醉意朦胧，只记得半睡半醒间还在和她聊天、玩笑。好像时间就此停止。

第一次忍不住给Wendy发信息，是在收到断联信的一个月后。那时快过年了，我出国玩给她带了礼物，希望她还没搬家，就按原地址给寄了过去。当然没有回音。

我联系了“四人组”里的其他好友，她们也试着联系了Wendy，结果也是一样。看起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她决定和我们每个人都暂时隔离。只是，对我来说，她是太重要的那一个。或者也正是我们之间这种过于紧密的联系，让她心生倦意？又或者是我太粗心大意，总试图把一切痛苦一笑了之？

仔细回想，她这样强烈决绝的行为并不是没有预兆。还记得她不止一次说过想要离开北京，想和一切人和事断联。前几年，她还关掉了更新挺久的微博，把头像换成了黑色。

我们那几年都过得不太顺利，只是人更多时候总是想着自己，是我忽略了她的许多说不出口的伤痛。我们曾无数次谈到父母，谈到生命的起点、儿时的经验。尽管花了很长时间去梳理，但有些伤不是轻易就能走出来的。我想，对于生活，她的心境也许一直有点疏离。还记得她上一次搬家，是因为和她同住的几任室友都结婚了，帮她收拾东西那天，她不无悲凉地跟我讲，“我不能住在这里了，这间房子让我感觉，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只有我留在原地”，再后来，她开始独居。

而她的这种心情，我要到两三年后才感知到。那时，我的室友也因为各种原因搬离了北京，身边人的来来去去，最容易让人感到无常、疲惫。我的选择和她是一样的，为了避免再受类似的伤害，我也不再和人同住。

另外一个有点滞后的经验来自今年。今年夏天，我意外脚趾骨折，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刚受伤的那晚，双拐还没到，一个人靠膝垫爬行到卫生间时，我突然想起了Wendy。2022年夏天，她在骑行时膝盖受伤，有段时间不能行走，我还去家里照顾过她一段时间，当时跑上跑下陪她看病，自觉是个不错的朋友。但这次骨折，让我想起她刚刚受伤的那天。那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去另一个朋友家做客，她在途中摔伤了，给我打电话，但我那时已经到了朋友家，没有接到她的求助。再到后来，我赶到医院看她，陪她输液、拍片子，又看着她打了车，带着自己的自行车和伤腿回家。那晚她一个人是怎么过的？我当时为什么不陪她一起回去？看着自己肿起的脚，我又一次陷入了自责。

和她一别已有两年，这两年，我在思念和自责之余，也开始生气。气她为什么就这样拒绝了我，气她在我最需要朋友的时候没在身边。这两年发生了太多事情，人与人或远或近，生活似乎永远没有所谓安稳的时候。最后一次和Wendy深谈，是得知她身体出了点小问题，激素和药物，让她对未来的想法也有些改变。我想，她心里一定还有很多角落，是我无法真正感同身受的吧。

到今年，我已经越来越少地想她，但还是会和熟悉的人提到她。没了这个最能吃辣的朋友，我很少再去火锅店，但每次看见新的店面，还是会想起她用娟秀的字迹记录的“北京火锅一览表”。她喜欢骑行，夏夜在街上骑车时，我也常想起以前骑行结束后，我们一起在公交车站的座椅上点过的炸串和啤酒。最后，虽然她说不要再联系，我还是忍不住发起信息来，换季降温，叶子落了，月亮不错，我都会给她发几句话，了解我俩情况的朋友总开玩笑，说我像个死缠烂打的前男友，试图挽回一段早已不存在的感情。

但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没有消失。这几年，朋友们时有离散，梁文道有句话给过我很大的安慰：“缘起不灭，它只是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于结缘的人们身上。”我想，就像过去曾经历过的友情的起起伏伏那样，或许暂时不会相见的人，也会在下一个时刻重新回到我们的生命里。就像我身边那些结婚生子的女友们，当她们的孩子稍微大一点，我们不是又可以在假期相聚，不受干扰地聊天了吗？可能这就是友谊，比起亲子关系和亲密关系，它的情感烈度没那么高，但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最近一次想起Wendy，是因为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本书是她向我推荐的，故事的主线就是两个女孩间绵延一生的友情。在书里，她俩兜兜转转，总还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再相聚了。又或者，即使不会再见，那个离开的女孩也还是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些什么。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48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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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作者 | 点点妈

“妈妈，新闻里说香港的大火好严重，为什么会烧到七栋楼呀？”

“海南封关了，是不是就不能去海南玩了？”

最近女儿放学回来，总会突然问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欢乐家长群》剧照

听到这些问题，我高兴的是，孩子开始不满足于课本里的知识，主动关注身边的世界了。

但转而又有些苦恼，这些热点事件背后的复杂逻辑、社会影响，该怎么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清楚？

又该如何引导她不只是看热闹，还能学会理性思考？

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事就连我自己都不够了解，如果把网上真假难辨的信息转述给她，我担心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

每当这时，就很希望有权威的媒体，可以用孩子喜欢的方式，来帮忙筛选解读新闻、引导思考。

所以，当看到三联做了一门“少年新闻思辨课”，我赶紧带着女儿一起试听了一下，发现做出来的课确实有点东西：不但孩子爱听，大人听了也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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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老师都是三联的一线新闻记者和高校学者，他们不会生硬地灌输新闻知识，而是带着孩子像一位专业记者一样，走进真实的热点事件，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拆解复杂逻辑：

比如讲香港大火：

课程会先还原三联记者抵达现场时的真实场景。

会引导孩子追问背后的深层问题：

比如讲在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大展上惊艳亮相的国宝《清明上河图》。

课程会带着孩子深入解读这一文化热点背后的深层价值：

不同于简单的新闻解读，这门课更注重培养孩子的“思辨力”：每一个热点事件都会抛出开放性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这么做反而激发了女儿的好奇心。

当听到课程里说可以用小米粒去帮着数《清明上河图》上到底画了多少人的时候，她蠢蠢欲动，想拉着我一起逛展，主动查起了北宋市井生活的资料，还绘声绘色给我讲起了当时的历史，俨然一个小博物馆讲解员。

让“学习靠催”的女儿主动去思考和表达，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不但如此，我发现课程内容还很全，从社会公共、科技未来、财经商业到文化艺术、心智成长，外加周末好奇号，把孩子想听的新闻，家长想培养的跨学科素养，都考虑到了。

我想，如果有其他家长也在寻找一门可以培养孩子独立思考、主动探索世界的课程，这门课真的值得听一听。因为这不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场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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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的这门新闻课，有什么不同？

阵容超豪华

主编亲自带队，一线记者编辑常驻

携手各界专家共献

提起“三联”，大家脑子里的印象总和“优质新闻”高度绑定。

吴谢宇案，7年时间追踪，9万字封面报道，探究极端行为背后每条轨迹的运行逻辑；

2021年郑州暴雨，“当一个人成为洪水中的孤岛”，对暴雨背后的成因、城市治理能力进行深度挖掘，提问“我们的城市该如何应对灾害”……

在大家哀叹“纸媒式微”的年代，三联却用一篇篇报道和逐年增长的订阅量证明：真实内容、深度追问、对结构性问题的挖掘，无论何时都是珍贵的。

这一点在孩子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从应试的“功利”角度，各种大型考试的考察方向足够明确：试题内容更加开放、问题设置更加情景化、学科的融合也一步步加强……这其中所需要的思辨力，正是新闻能提供的。更不要说，独立思考能力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了。

2023年高考全国甲卷作文题

而对于少年群体，三联也在进行持续关注。

近两年，陆续推出专题报道《当孩子拿起手机，我们担心什么？》《没有朋友的青春期》《教育之变》《小学生如何社交》《寂静的一代》……引发无数家长共鸣。

旗下的《少年新知》杂志，每月一期对孩子进行人文思维启蒙，向他们呈现多彩的世界，也关注成长中的真实困惑。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照

这次，我们更是集结了一支“没有最强，只有更强”的队伍——

《2026三联少年新闻思辨课》的主讲团队，有《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资深编辑，高校教授，知名作家，资深投资人，著名学者，三联中读编辑团队……这样的阵容，集结在一起，实在罕见！

主编李鸿谷亲自带队，保证课程设计的整体把控力与系统性，让孩子能通过“思维框架”学习新闻。

一线记者编辑常驻，他们不仅拥有敏锐的新闻触觉，还有丰富的解读和讲述能力，让新闻不再是来自远方的抽象知识，而是来自现场的真实故事。新闻背后的思考和推敲过程，在讲述中能够如实呈现。

文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等各领域专家共献。他们会从文学角度拆解新闻的叙事结构，从哲学角度看待伦理问题，从心理学挖掘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跨领域思考能力由此产生。

还有三联中读的当家制作人把关，内容层层筛选，保证质量！

内容超齐全

5大领域全覆盖，每天15分钟轻松成长

365天不断更

和选题偏重商业、社会的课程不同，三联的新闻课更加全面，具备三联特有的“人文性”。

在“社会与公共”板块，我们将围绕《三联生活周刊》多年来秉持的深度调查与人文关怀，选取与青少年成长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从民生百态到制度运行，从伦理思辨到国际视野，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人物故事与社会现场，帮助年轻一代建立起对公共生活的理解与责任感。这一板块的常驻嘉宾之一是《三联生活周刊》编辑王珊，她曾深入报道“吴谢宇案”“江歌案”等引发广泛社会思考的案件；同时还有新媒体总监王海燕，她常年身处新闻传播一线，对“热搜”背后的社会心态与传播逻辑有着敏锐洞察。

“科技与未来”板块，致力于在科学突破与人文思考之间搭建桥梁。我们不仅关注技术的前沿，更在意科技如何塑造人的处境与未来。这里既有硬核的科学知识，也有对技术伦理的深度反思。我们邀请了牛津大学博士后孙欣；另外一位常驻嘉宾是身兼科幻作家与学者身份的夏笳，她将以独特的跨界视角，带领孩子们展开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思辨。

“财经与商业”板块，将从孩子熟悉的日常消费与职业现象入手，逐步展开对经济逻辑与社会结构的认知。我们注重培养理性的财富观念与判断力，也希望传递三联一贯的人文经济视角——经济不仅是数字，更是人的生活与选择。常驻嘉宾之一包括《三联生活周刊》经济类资深主笔邢海洋。以及资深投资人周玖洲，他将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解读商业世界的运行逻辑。

“文化与艺术”板块，是三联人文底色的集中呈现。我们将不局限于经典或流行，而是通过影视、展览、文学等多元载体，引导孩子在审美体验中发展独立思考与文化感知的能力。常驻嘉宾之一有资深主笔贝小戎，将从哲学与社会学角度切入，训练孩子拆解复杂文化现象；复旦大学教授马凌则以她深厚的学养与鲜明的风格，带领大家读懂艺术与流行背后的时代情绪。

“心智与成长”板块，关注的是每个少年内在世界的波澜与秩序。我们相信，认识自我与理解他人，是成长中最核心的课题。这一部分的常驻嘉宾之一是《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徐菁菁，她长期关注国际新闻与医疗健康领域；同时还有心理学家夫妻组合叶壮与苏静，他们都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将从专业视角与生活经验出发，陪伴孩子走过情绪起伏与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

这五个板块，将从周一到周五依次更新，每期15分钟，把思辨训练融入日常场景。当然，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讲师，还会有更多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见识和世界观。

周末我们还将推出“周末好奇号”，既是对一周内容的梳理延伸，也是亲子共听的知识漫谈——让思辨不只是一种训练，更成为家庭对话的纽带。

一年365期，我们不只传递知识，更希望传递一种观察世界、介入现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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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定位超酷

不把少年当孩子，用平行的视线看世界 

关于课程名称，我们讨论了很久：到底是叫“给少年的新闻思辨课”，还是叫“给孩子的新闻思辨课”？

最后一致决定：是少年，不是孩子！

这关系到两重认知：

第一重，是“少年”对成长的迫切渴望。

9—15岁的青少年，正处于成长关键期。他们开始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从判断“对还是错”，发展到理解“不同立场可能导致不同选择”；他们开始形成自我认同，从看到的各种人生样本里思考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他们开始拥有社会意识，世界观、价值观逐渐建立……

一言以蔽之，那个懵懂的“孩子”正在长大，“少年”才更符合他们的成长阶段。

第二重，关乎课程策划的深度广度，以及主讲人的讲述方式。

我们相信孩子有理解复杂的能力，不需要诱哄的语言，也不需要显而易见的道理。多轮调研做下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如实呈现的世界的多面。

因此，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没有避开更有深度的内容、更有广度的视野。只是提供了一个个量身定制的“登山杖”，让少年们能够在帮助下，自己爬上更高的山。

但也不必担心太难——主讲人在讲述时，会考虑到青少年的信息接收能力，呈现更易懂的概念、更清晰的逻辑，半蹲下身，用平行的视线，和孩子一起看世界。

讲法超有料

N种思考工具随心取用

轻松获得思辨力

当思辨力成为他们内化的能力，你便不必担心孩子心智持续发展的潜能。

例如刚刚更新的《追忆杨振宁：破奇案，得诺奖，都是源于“学术品味”？》一期，邀请读物理专业的科幻作家夏笳，从不同方面带着孩子了解杨振宁先生。

具体到少年自身，夏笳老师引导大家思考：从杨振宁的“科学品味”或“学术直觉”，青少年能学习到什么？

最后的开放式思考题，老师提到了杨振宁先生很喜欢的一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问大家，“做文章”和“做科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评论区留言。孩子在思考，家长也在思考

如此精彩有逻辑的课，可不只有一堂。

老师们会在讲述中，锻炼大家“多问几个W”的能力。

在AI玩具一期，顺着提问的思路，孩子将了解到：

系统性思维的框架，也嵌入到了课程中。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验证问题——抽象概念——延伸应用，一系列的思维发展过程，在具体案例里一次次清晰呈现。

不同领域学者，将带领大家获取跨学科思维能力。

近些年，中高考考题趋向使用跨学科融合材料。新闻事件所涉及的丰富背景，正是锻炼跨学科思维的最佳材料。科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重领域的专家，会带领孩子摆脱单一学科视角。

输入——输出形成闭环。

每一讲都设置有深度的提问，引导孩子主动思考。

注意，这里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你怎么看？”“如果是你，会怎么做？”而是具体、有情境的提问，例如“如果你是产品经理，你想创造什么样的AI伙伴？”“当AI知道你所有的秘密时，要怎么办？”“如果要优化学校的便利店运营，你会从哪些方面入手，实现‘低成本、高品质’的目标？”

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能够让孩子更有代入感，为成为熟练的决策者打下基础。也十分适合亲子共同讨论，深入交流。你们的“饭桌时光”，将更有深度！

鼓励大家留言，并在“周末好奇号”栏目揭晓可以参考的思考方向，还会点名回应优秀留言哦~

《2026三联少年新闻思辨课》，用“新闻”连接学科，用“问题”连接知识，用“思辨”连接世界。

我们期待与少年一起，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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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点点妈

编辑：鞠欧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邢海洋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10月，我国已经进入拉尼娜状态。刚过完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短暂的、几乎没留下印象的秋天，拉尼娜又来了，这难道又是一个异常寒冷的，瑟瑟发抖的冬天?

可事实上今年的冬天并未按常理出牌，是用温暖开局的。10月20日，仲秋时节北京便一夜入冬了，近20年最早入冬，比最晚入冬的年份得早了近半个月。入了冬，气温却冷不起来。整个11月北京较常年均温高2.1℃，11月中下旬日最高温多次超过15℃，虽偶有寒潮，寒潮后又快速回暖。颐和园等地山桃、迎春、海棠等早花品种竟误判“入春”，积温达标后开了花，引得游人前往“打卡”。当然，这并不是近些年的孤例，早冬时节已有多次春花冬开的记录。

到了12月，全国气温除个别地区外仍偏暖。除最北几个省份偏低外，其余大部气温偏高1-2℃，尤其是中东部，临近冬至，长江沿线最高气温达20℃，合肥、武汉等城市破12月中旬的历史极值，可谓温暖如春。北方日最高气温10℃线也向北移动到了华北南部一线，北方多地气温破了12月中旬的纪录。冬天一开始，就以温暖开局。

而拉尼娜现象又是暖冬的反面，它是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洋面异常变冷的现象，由拉尼娜现象引发的全球气候模式，具体到我国冬天，通常是增强东亚冬季风，促使冷空气更频繁南下，大概率导致中东部地区气温偏低。本来入冬温度就高，按照否极泰来冷暖相济的传统智慧，冬天剩下的时日恐怕会冷得瑟瑟发抖了。

眼看就要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也是开始数九的一天。漫长的最寒冷的时段就要到来了，不免让人焦虑。其实古人之所以数九，发明了九九歌，据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应对寒冬的心理慰藉：漫长寒冬对古人的生活和生存是一种考验，将81天划分成9个阶段，能把难熬的时光拆解成小目标，缓解人们对严寒的焦虑。

既如此，不妨对拉尼娜现象做一个剖析，如同九九歌一样，缓解一下对严寒的畏难心理。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两个概念：拉尼娜状态与拉尼娜事件。拉尼娜是西班牙语“小女孩”的意思，又称“反圣婴现象”，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表面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变冷的气候现象。从监测标准来看，当关键监测区的海温比常年平均值低0.5℃时，即认为进入拉尼娜状态；而要判定为一次完整的“拉尼娜事件”，这一偏冷状态需要持续至少5个月。简单来说，拉尼娜状态是潜在的“前奏”，只有满足持续时长要求，才能构成拉尼娜事件，亦即拉尼娜年。

显然，据国家气象监测中心的通报，今年10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已正式进入拉尼娜状态，截至12月15日，这一状态仍在持续。世界气象组织（WMO）的通报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结论：截至2025年11月中旬，海洋和大气指标已显示出拉尼娜临界条件，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出现弱拉尼娜现象的可能性为55%。多项权威监测数据共同确认，2025年末我国正处于拉尼娜状态的影响之下。

关于2026年是否会成为拉尼娜年，气象部门的预测给出了颇为明确的答案：可能性较低。如国家气候中心综合多模型分析，本次拉尼娜状态预计将持续至2026年初，但持续时长将不满5个月，因此形成完整拉尼娜事件的概率相对较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也显示，2026年1-3月回到ENSO中性条件（即既非厄尔尼诺也非拉尼娜的状态）的可能性约为65%，2-4月这一概率将升至75%。美国气候预测中心同样认为，拉尼娜状态可能再持续1-2个月，2026年1月到3月过渡到中性状态的概率高达68%。这意味着，2026年大概率不会成为拉尼娜年，全球气候将逐渐从弱拉尼娜状态回归中性。

尽管本次拉尼娜状态不会发展为完整事件，但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水温偏冷，即使持续时间不足5个月，还是会对大气环流造成影响。这里，不妨从拉尼娜和厄尔尼诺对大气环流的影响说起。

赤道附近常年刮的是信风，自东向西的风。太平洋又是世界最为宽阔的海洋，赤道附近水体宽度占到地球赤道的约一半。持续且单一方向的风，把太平洋水面刮“斜”了——东部比西部低了约0.5米。东太平洋表面的水体向西流，海底的水流来补充，水流卷起海底的营养物质，鱼群追随而来，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渔场之一。这里还是秘鲁寒流的流经海域，200年前，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水温异常，寒流不那么寒冷了，冷水鱼因水温变化大量死亡。往往在圣诞节前后死鱼现象最为严重，渔民们于是将之称为上帝之子，也就是厄尔尼诺，西班牙语圣婴的意思。而拉尼娜是厄尔尼诺的另一面，海温变冷。

东太平洋的海水向西流，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不断加温，来到西太平洋，形成的是世界上海温最高的一大片水体——西太平洋暖水团。暖水团上面暖空气上升，冷水团上冷空气下沉，赤道附近的东西太平洋，于是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空气环流，这个环流也被称为沃克环流，是20世纪初英国科学家沃克发现的。

当拉尼娜到来，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低时，东西太平洋海温差进一步扩大，沃克环流强度是增强的。拉尼娜事件在我国的表现，往往是冬季更寒冷，寒潮频发；夏季长江流域易干旱，华北、东北降水偏多。其背后的机理，可以这样理解：夏季，当沃克环流增强时，赤道海水被更快地向西吹，西太平洋暖池的增暖效应进一步放大，为亚洲季风区提供了更充足的水汽和能量来源，季风变得更强盛更为深入，以至于北方雨水多，南方反而被错过。冬季，西太平洋强对流上升的空气，在高空向中高纬度扩散，会直接干扰中纬度西风带的稳定度，为寒潮、冷空气南下创造条件。

其实，无论冬夏，沃克环流对大气和海水的影响是一致的，只不过与季风叠加，表现出不同的水热状态。

不过，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拉尼娜的传统影响模式已发生变化，不再是简单的“冷冬”或“暖夏”，而是呈现出“冷暖起伏大、降水分布不均”的特征。本世纪以来，颇有拉尼娜背景下我国冬季偏暖的情况发生，如2020年冬季就曾出现明显暖冬。

2024年/2025年的冬天，未发生拉尼娜事件，厄尔尼诺事件也早在半年前，也就是2024年5月结束，可那个冬天却是前暖后冷，北京的冰场直到1月17日才开放，比平常年份晚了20天。冰场只营业了半个多月就匆匆关闭。2025年夏天，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的间歇时段，全球范围并未创出如2024年那样的高温记录，可在我国，6-8月均为却和去年持平，平了去年的纪录，并且7月创了纪录。太平洋赤道上的沃克环流虽有影响，却只是影响气候的变量之一，冬日的冷与暖充满不确定性。

就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冬天而言，气象学家倾向于认为气温总体呈现“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的特点，但冷暖波动异常显著，强降温和升温事件频繁交替出现。

全球变暖，冬天不再那么难熬，但极端天气也如影随形。天气如同过山车，寒潮与升温衔接得越来越紧密。我们需要做的心理建设不是越来越冷，而是在冷热频繁交替中增强体质，适应骤然而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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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主笔邢海洋新作

《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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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鼓吹右翼观点 煽动对华仇恨——起底日本网络舆论操弄黑手

近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CrowdWorks被曝长期发布网络招募信息，付费征集“批评中国”等内容的短视频。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一条操弄网络舆论的外包链条逐渐浮出水面——从散布仇恨言论到为右翼政治人物造势。日本网民质疑，在日本网络上浓重的保守派言论氛围背后，存在政治势力图谋操纵网络舆论的黑手。

右翼舆论的“网络制造机”

11月下旬以来，CrowdWorks网站上多条招募帖文引发关注。这些帖文面向视频制作者征集视频，主题须为“称赞日本”“批评中国”等内容。

招募方要求制作者收集视频素材或利用人工智能（AI）生成素材，完成配音、剪辑等加工，最终视频要突出“日本技术、日本文化、日语的优秀之处”，展示所谓“中国人的扰民行为和不文明举动”等，每条视频报酬为2000至4000日元（约合90至180元人民币）。

此外，还有帖文公开招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知名人物和时事新闻的解读视频”制作者，并且鼓励长期兼职，“坚持1个月以上可以加薪或升职”。

CrowdWorks网站招募信息截图

这些招募信息让日本网民“炸锅”。许多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帖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CrowdWorks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

在社交平台上“抗议CrowdWorks”话题标签下，不少日本网民呼吁彻底调查CrowdWorks网站的行为。

也有人质疑当前舆论环境，认为这就是高市上台后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网络上对她却有不少“力挺”的原因。

日本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留言截图

日本《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CrowdWorks平台的一个发包方从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已至少发布了14条征集“批评中国”主题视频的信息。引发争议后，相关信息现在已全被转为非公开状态。

其实CrowdWorks早有“案底”。日本网民分享的截图显示，该平台2017年就有人发帖招募博客写手，招募对象限定为“持保守思想的人”。招募帖上作为示例列出的主题包括“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日本）拥有军队”“（日本）不应再与韩国交往”等鼓吹右翼主张的内容。

CrowdWorks并非个例。日本另一大型众包平台Lancers上也曾出现类似招募信息，要求给保守派运营的政治类新闻网站撰写留言跟帖，招募对象需“支持（前首相）安倍（晋三）政治”“无法接受电视或报纸左翼倾向报道”“对（右翼媒体）《产经新闻》论调抱有好感”等。

Lancers网站上的招募信息截图

利益驱动下的外包链条

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电视台在今年3月的一档节目里，通过案例详细剖析了CrowdWorks平台招募人员为“问题政客”拍摄和制作宣传视频的利益链条。

在其中一则案例中，发包者提供一名政客的相关视频素材，要求制作者选取其中一些片段做成短视频，同时对画面、声音和字幕等作出详细要求。

制作者把成品视频交给发包者，获得由发包者通过CrowdWorks支付的报酬。发包者把视频上传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还可以通过运营账号获取广告等收入。

在CrowdWorks平台上，除了内容制作的招募信息，还有人发帖招人点赞、评论、转发。比如，日本网民分享的一条招募信息截图显示，发包者要求接单者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和评论300次，评论可以简单“复制粘贴”。

CrowdWorks网站上的招募信息截图

TBS的节目采访了一名接单制作视频的大学生。这名大学生坦言：“我本人并不这样想，但最终还是照做了，毕竟是当工作在干。有些客户会说，‘真相无所谓，要做得更刺激一些’。”

这名大学生看得相当“通透”。他说：“与是否真实相比，越是极端的内容越容易被观看、越容易火，被观看、看的人多了火了，（视频内容）就变成真的了。越极端的内容越容易变成‘真相’。”

对目前的日本网络环境，有媒体人感叹说：当网络内容的制作和传播反馈都成为可以外包的任务，当内容制作、点赞好评都是出于报酬而非认同，网络舆论就会远离事实真相，网络观点就会被那些发包者和隐藏在幕后的特殊势力扭曲和操纵。

谁是操纵网络舆论的幕后黑手

许多日本网民说，看到CrowdWorks等平台招募事件曝光，看到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不难推断日本互联网为何出现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幕后的操纵黑手几乎呼之欲出。

事实上，CrowdWorks平台与保守派政党执政的日本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CrowdWorks官网显示，平台服务对象包括日本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

CrowdWorks公司首席执行官吉田浩一郎曾获经济产业省“日本创业大奖”审查委员特别奖，今年又获日本内阁府授予的勋章“绀绶褒章”。吉田浩一郎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也发布了他与政界人士互动的内容。

日本网民质疑，类似平台的幕后发包者与政界力量到底存在多少联系？

日本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留言截图

日本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留言截图

空穴易来风。日本并不乏引发广泛关注的右翼政治势力操纵舆论事件。

2021年，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现改名X）上一个长期传播右翼政见的账号遭到起诉，真实面目随即被揭露。这个名为“Dappi”的账号长期攻击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左翼的日本共产党，并持续为保守派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摇旗呐喊。调查显示，它的运营主体是一家与自民党存在资金往来的IT企业。

日本社会由此意识到，日本一些政治势力操控舆论已成为严重问题。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披露，在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竞选团队投入了8384万日元（约合382万元人民币）的宣传经费。明细显示，高市团队向大阪一家广告公司支付约3300万日元（约合150万元人民币）用于视频制作和社交媒体宣传，并向由其竞选策划人担任代表的法人支付约500万日元（约合22万元人民币）用于网页制作等。

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期，高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舆论“压倒性支持”。《每日新闻》援引一家日本数据分析机构的统计说，选举期间社交媒体平台上对高市的评价帖文中，“正面评价”帖文占比为58%，而“负面评价”帖文占比仅为3%，这一情况实属反常。

日本社交媒体平台充斥如“当然只能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拜托了”等内容相似的帖文。

日本网民分享的图片显示，有大量不同账号发表了支持高市的相似帖文，文字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图片也是用的同一张宣传海报。

来源：新华社

记者：李子越、欣芷如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火灾后的宏福苑，和它对面的广福邨像是两个割裂的世界。它们都是1983年落成的，前者曾是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后者是香港特区政府出租的公共屋邨，两个社区同期规划，比邻而居。

广福邨平台的一端，是两邨居民日常交会的商场：茶餐厅、糖水店、便利店、平价超市、麦当劳、药店、干洗店、诊所和补习班依次排开。平台上行人来往，初看起来，一切仍在正常运转。

但11月26日大火后，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广福邨平台上停留，朝着宏福苑的方向凝望。他们中有人是广福邨的居民，有人是专程来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也有人是宏福苑的居民。大火发生后，政府将1400多户宏福苑居民分散安置在全港各区的酒店和过渡性住房，但遗体辨认、灾民补助申请、证件办理等流程都集中在最近的广福邨。这意味着，受灾居民不得不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他们静静地凝望着被烧得棕黑斑驳、不复存在的家。

我们就是在这里见到了郑先生和他的妻子。郑先生今年37岁，白净的脸上有些雀斑，穿着普通的T恤衫，背着双肩包；妻子一头黑发，扎得很整齐，郑先生的神情比妻子平静一些。几天前，他们在火灾中失去了女儿。

郑先生一家人住在宏福苑宏泰阁（E座）的2407室，女儿郑煦翘今年5岁，上幼儿园大班。每个上学日清晨，家里的菲佣玛丽安（Maryan Pascual Esteban）会带着煦翘坐巴士去九龙的幼儿园。从大埔区到九龙，单程大约半小时。中午放学，玛丽安会带煦翘回家，给她做饭，陪她午睡，等煦翘醒来后，再带她去上课外班。有时候，玛丽安也会带煦翘去距离宏福苑一公里外的海滨公园，踩踩水、骑骑单车。郑先生和妻子工作忙碌，许多时候都是玛丽安陪着女儿。

11月26日下午，正在上班的郑先生看到新闻：宏福苑起火了。火势在短短一小时里蔓延至小区四座大楼。周三是女儿没课的日子，他和妻子匆忙打车回家，路上给玛丽安打电话，却没有接通。他们抱着“两人可能在别处歇脚”的想法，跑去了家附近的商场、麦当劳，又去了临时接纳宏福苑疏散居民的社区中心和安置所，都没有发现她们的踪影。他们心急如焚。

一夜无眠后，郑先生次日一早就向警方报告两人失踪。朋友们则把郑煦翘和玛丽安的照片印成寻人传单，在宏福苑附近分发。他记得，当时警方表示已经找到一些罹难者，会放在相簿里拿给家属辨认。就在那天中午，他在宏福苑相邻公屋广福邨的社区会堂辨认出了女儿。那天傍晚，玛丽安的遗体也被找到了。他得知，两人是在家门口被找到的，“我相信他们往楼梯方向逃生时，烟来得太快，就被呛到了”。

郑先生说，在已经烧毁的宏泰阁2407室，收藏着许多女儿的画。周末若父母起得晚，她会自己在客厅画画，画爸爸妈妈和小动物。“郑煦翘”这个名字，“煦”代表着阳光、有活力。他们也看到女儿从容易害羞，变得活泼、爱照顾人。郑先生说，女儿在幼儿园是插班生，后来，每当有其他孩子转校来时，她会主动帮别的孩子适应环境，“有时同学不开心，她会主动拍拍别人，安慰别人。在家楼下玩时，如果有孩子说，‘我们不要跟谁玩’，她会说，‘不要这样，我们一起跟他玩’”。

郑先生说，女儿出生在 2020年。从那以后，郑先生觉得自己和太太“像变了个人”。为了多赚钱，他从一份能按时下班的文职工作离职，转行做需要拼业绩的岗位。工作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下班回家孩子已入睡，周末和旅行也要带着电脑。但他始终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辛苦也值得。

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郑先生为煦翘办理后事、申请补助金和安置房时，都要回到宏福苑。一家人都难以接受煦翘的离去。他说，长辈们只要看到为宏福苑受难者悼念的照片，就会“触景生情”。而对他和妻子来说，即使不路过宏福苑，也会随时想起女儿——打开手机，里面全是她的照片；吃什么、走到哪里，都能想起她；为她办理后事、走进童装店时，会下意识地想：“她会喜欢哪件衣服呢？”

出事后，朋友劝他坚强，“你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一个小孩”。但他也知道，一个小孩怎么可能替代另一个呢？

宏福苑位于新界大埔东侧，靠近吐露港海岸，是一个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居屋小区。从空中俯瞰，各栋楼体都是规整的“十”字形。这样的设计让大多数住户都能见到光、吹到风。八栋31层高的住宅楼紧挨在一起，组成一个背靠海港、内扣的字母“C”。

根据目前的调查，尚无人了解火灾“第一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但可知的是，大火是从这个“C”字最中间的宏昌阁东边低层烧起来的。据香港天文台信息，恰好有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在11月25～26日之间抵达香港。在干燥大风的助推下，宏昌阁的火势很快蔓延到位于其西南方向的宏泰阁，继而蔓延到西北方向另外五座楼栋。唯独宏昌阁正北、隔着一栋楼的宏志阁没有被烧。

卢家明家住宏道阁，与宏昌阁隔了三座楼。他是在大楼断电后，从21楼一路“摸黑”走下来的。他回忆说，26日下午2点多时，姐姐打电话来问他在哪里，“着火了，你们收拾收拾走吧”。他感到诧异，他没有听到火警钟响。“走什么走？家里没烟，也没火。”卢家明说，因为小区维修工程，他家的窗户被发泡胶板封住，看不到窗外的景象。他只感到“很吵”，但他猜想可能是因为窗户正对着小区的游乐场——平日里，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都在那里玩游戏。

但挂掉姐姐的电话，卢家明回头看了看，发现“黑烟正从厕所的气窗里涌进来”。那一刻卢家明才意识到，涌进来的烟味“和普通烟味不一样”，是“呛喉”的那种。他马上把气窗关上，又检查一遍家里窗户是否关好。他打开家门，发现整个电梯厅都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全都是浓烟”。卢家明立刻走出去，把门关上。宏福苑的住宅格局是每层8户。每栋楼有三台电梯供住户上下楼，同时配有两道防火梯，以剪刀形排列，其中一道通往前门，另一道通往后楼梯。

卢家明说，他在宏福苑居住了30多年，知道后楼梯在哪儿。走廊烟雾弥漫，他摸到后楼梯，沿着后楼梯外侧的扶手，一边摸索，一边用脚试探，一点一点地向下走，“又怕滑倒，又怕踩空”。卢家明记得，整整21层的楼梯漫长的仿佛没有尽头，他一边摸索，一边想着“怎么走了这么久都没到？”但还是坚持向下走。又走了两层，他摸到一扇门，一推开门，透过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路牌，新鲜空气涌了进来。

他匆匆穿过大堂，在走出楼外的一瞬间，水从头顶上浇下来，“那应该就是灭火的水”。他看到了匆匆往其他楼栋跑去的消防员。走到隔壁公屋广福邨的社区会堂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刚好看到宏新阁的火苗蹿向相邻宏道阁外的棚网，火势一下子蹿升。“我眼睁睁地看着火烧到我的家……”他一边看着火越烧越高，一边喊“为什么不救火？为什么不救火？”但他后来才知道，当时消防队忙着扑救火灾严重的宏昌阁和宏泰阁，“等他们赶到，我们的楼已经来不及救了”。

卢家明的崩溃在火灾后第二天开始。在暂住朋友家的日子里，他放声痛哭。他记得自己上一次哭，是因为母亲去世，而这一次他哭了几十次。儿子劝他不要刷手机、不要看新闻，但关于火灾的报道铺天盖地，他根本无法避开。看着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他甚至一度想过：“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

莫太家在宏昌阁14层。火灾发生两周前，她家窗户外的围挡已经拆除。但火灾发生时，她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异响，也没有听到火警钟响。是有人敲门喊“有火警”（着火了），她打开门，没有看到按门铃的人，只看到走廊里飘着一点烟雾。她转头回家拿上钱包、手机和钥匙，又拿了一条毛巾，用水打湿。走出家门时，莫太看到隔壁的老人家已经坐在轮椅上，帮佣推着他。另一位邻居男士也来到了走廊。那时，楼里的电梯还在运行，四人决定一起坐电梯下楼。几十秒后，他们到了底楼大堂，看到门口不断有燃烧的棚网碎屑掉下来，消防员让他们等一会儿。

莫太记得，他们走出楼栋时是下午2点58分前后。几分钟后，她给此前下楼购物的先生打了电话。她想，幸好那位未见其人的邻居来按了门铃，“要是等烟进到屋子里，看不见时，我再逃生就很困难了”。她还听说，再过十几分钟，宏昌阁的电梯也无法使用了。

同住宏昌阁的街坊李威廉（William Li）证实了莫太的预感。李威廉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下午3点2分，当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他家中着火时，他还未闻到烟味，等他换完衣服、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开门的一瞬间，浓烟就涌了进来”。他听到走廊上有人声，便打开门，摸着黑将一对邻居老夫妇接回家中。为了防止烟雾倒灌进家里，他一边用湿毛巾堵住门缝，躲进房间，一边打电话给消防、警察求救。

被困两小时间，火舌不断逼近他家窗外，他一度感到自己“真的要死了”，便给朋友们逐个打电话、发信息，道别、交代后事。他拼命用手机灯光照向消防员，终于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指着着火的窗户位置，消防员立刻用水枪对准，把火扑灭。消防云梯不久后升至他家窗前，将老夫妇和他逐个救出。

“我是一家三口住。我和先生都是40岁，我的女儿10岁，我的两只猫2岁多。我手机里还有家里去年的照片，或许能作为财产的证明。因为房子被烧了，我想知道在没有买火险的情况下，我怎么索赔呢？”

12月4日这天，阿梅坐在临时安置点的免费法律咨询室，对律师讲出这些的时候，冷静得像是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1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电视直播里，目睹自己住了八年的小家在火焰中爆裂，火苗“像火箭一样”直冲夜空。在过去几天里，她将精力聚焦于一件件具体而迫切的生活事务，以将自己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上班通勤、接送孩子、咨询律师、整理临时住所，在城市里步行数万步，穿梭于不同的救济物资领取点。在咨询室里，阿梅连续讲了五分钟，没有停顿。直到她说到“一家人的记忆都在这间房子里”时，声音才突然变调，眼泪涌了出来。

阿梅和丈夫家浩被安置在一间由善导会管理的过渡性房屋，“善楼”。这间“新家”面积约14平方米，灰色地板，没有椅子，也没有床架。墙角堆着尚未拆封的生活用品。他们还没有搬进来，并不是因为缺少物资——只要开口，楼下的志愿者随时可以帮他们把床搭好——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拖延。这个临时住所反复提醒着他们的流离失所——阿梅和家浩是中学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埔人。双方父母住在相距不远的两座廉租屋邨，他们选择宏福苑，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两家的中点。

“宏福苑是一个地标。拐过吐露港公路那条大弯，第一个看见的建筑就是宏福苑。”阿梅和家浩买下宏福苑这套房时，价格是400万港元，两个人每月还1万多港元的房贷，已经还了八年。家浩的父母都是从内地赴港谋生的移民，父亲是游泳偷渡到香港的。小时候，家浩一家四口住在香港特区政府安置穷人和难民的“徙置区”，那里有一排排用木头和铁板搭成的小屋，家家门口摆一个烧饭用的煤气罐，火灾常见于新闻。家浩记得搬进宏福苑旁边的那栋廉租屋的时候，自己兴奋地满屋跑。“你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住房条件。能‘上楼’，多开心啊。”

73岁的张士敏和家浩父母是同代人，已经在宏福苑住了42年。他头发花白，身材瘦高。他的包里折着一张报纸一样大的表格，密密麻麻列着不同基金会的名称、金额和日期。他把这张表叫作“天书”。每天他都要隔着老花镜，在上面反复核对几十遍，确认哪一笔已经领过，哪一笔还没有领取。张士敏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父亲是从广东梅县南下到印尼做生意的老华侨。上世纪60年代末印尼排华，他和几个兄弟姐妹匆忙离开印尼。原本计划依父亲嘱托，借道香港返回梅县，最终却在香港停了下来。

1974年，经大哥介绍，张士敏进入一家由梅县老乡经营的制衣厂。厂房位于土瓜湾工业区，面积约400平方米，却同时承担生产、发货和财务功能。“像个家庭作坊，好辛苦。”张士敏什么都做，管理货品、安排出货，下班后还要替老板接送孩子，月薪两三千元。制衣厂生意扩张得极快。张士敏记得，1981年春节他结婚，生意旺到年廿九回乡办酒，年初二便返回工厂加班，一直干到晚上8点半。最忙的时候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连续加班到凌晨，把香港工厂生产的领带，发往哈尔滨、海南的百货公司。也是在那几年，他的月薪第一次超过了1万港元。

收入改善的同时，居住条件也在一点点变化。最早，他住过廉租屋的走廊——那时楼道尚未如此拥挤，一张行军床勉强放得下。后来住进“劏房”，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单位，被切割成数个六七平方米的房间，共用厨房和厕所。他和兄姐三人挤在一张上下铺。

30岁出头时，张士敏凭着一身“什么都干”的闯劲，跻身同代移民里的“年轻才俊”之列。1982年，女儿出生，妻子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希望一家人能搬到一个独立空间里去。1976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居屋）计划，让收入不足以购买私人楼宇的市民，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入居屋。但居屋名额有限、申请条件严格，一对夫妇必须有小孩或长者同住才有资格。即便如此，仍是一屋难求——1978年葵涌、观塘等地的第一批居屋推出时，约有3.6万份申请，超额认购四倍。张士敏申请时只拿到候补名额，大埔宏福苑是唯一选择。

张士敏本来想住工厂遍地的市区九龙，因为他嫌当时的大埔太偏僻，遍地西洋菜田，像“乡下”。“不过我也贪这里价格便宜，以后有机会升值。”大埔属于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开发的一批“新市镇”之一，目的就是安置市区已经挤不下的人口。在政府做的新市镇发展计划里，大埔有美好的远景，会修新的隧道、通电气化火车，建工业区，吸引工厂入驻。宏福苑落成同年，电气化火车首次驶入大埔站，轨道由单轨变为双轨，班次大幅增加，解决了从新界到九龙的通勤问题。

在火灾之前，张士敏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安居梦。42年来，他愈发中意大埔实惠的墟市，辽阔的海岸风光，和相比九龙、港岛更宽松的建筑密度。在大埔长大的家浩也不愿搬走，他说，虽然港岛的都市生活更“新潮”，但要论宜居和性价比，还得是大埔——去港岛、九龙都方便，去机场也有直达巴士，又不像市区一样嘈杂逼仄。“现在香港哪里还找得到这样的地方？”

像张士敏这样经历了“住房升级”的还有郭纪升。1983年，30岁出头的郭纪升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申请上了宏福苑的居屋。在那之前，他们在九龙、新界四处租房辗转。郭纪升毕业于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今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工程学，毕业后进入电子厂当工程师；妻子则在服装厂担任技术工人，替欧美品牌做贴牌加工。郭纪升说，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工业最蓬勃的年代——制衣、玩具、钟表工厂随处可见，“香港地方小、人口多、工业基础不算雄厚，却能制造全世界都用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高科技公司，代理全世界高科技电子产品，转卖到内地或其他地区”。

但郭纪升也记得，正因工作机会多，工资反而难以提高。年轻时，他每月工资几千港元，抽不中政府廉租房（公屋），只能租房。在九龙，租一间稍微舒适的房子每月就要两千多港元，“我和太太要一起工作，才能住得舒服些”。申请居屋时，郭纪升早早就排队轮候。1983年，政府通知他参加面试和资格审查时，他正在英国出差，就请妻子代为办理。他回港后，直接被分配到宏福苑。讲究风水的他们，挑选了一个位于二层、朝南的单位。郭纪升夫妇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宏福苑的单位是两房一厅，他和太太住较大的一间房，两姐弟睡在另一间小房里，上下铺。他记得，当时要抚养两个孩子，手头余钱不多，只能办理等额本息贷款，月供约1500港元，占他月薪三分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实施“三来一补”（来料、来样、来件、补偿贸易）模式，大量香港企业北上设厂。作为技术工人，郭纪升能很快读懂说明书、立刻操作新机器，还能指导工人，很快便随港商赴深圳办厂、培训工人。随着经验累积，他逐渐从技术岗位转向工厂管理岗位。

但内地工业腾飞的另一面，是香港工业的加速外移。他记得，过去香港工作机会多，同侪们为了加薪，常以跳槽累积经验；如果不愿跳槽，只要不被裁掉便能一直做下去。然而在2000年前后，香港的加工类小厂开始大规模倒闭，产业结构逐渐转向零售、餐饮、金融等服务业。

直到2023年退休前，郭纪升几乎每两年就要换一次工作——不是工厂倒闭，就是老板决定结束营业。这期间，郭纪升供完了一家人在宏福苑宏建阁的单位——30年贷款在2013年正式还完。在深圳工作期间，他曾想过购房，但最后因家人都在香港，不便搬离而放弃。至于购买香港的楼房，他感慨道，即使有技术他也只是工薪阶层，“工资每涨一点，房价就涨得更快，最后工资也没追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张士敏清楚地记得2003年被裁那天的情景。那是一个工作日下午，张士敏准备收拾东西下班回家，人力资源部经理把一张支票塞到他手里，而他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老板，从头到尾没有露面。张士敏那时52岁，对他而言，人生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张士敏只有小学学历，除了一点夜校学来的英语，没有其他专业技能。他用仅有的积蓄，在大埔东郊开了一家杂货店，却不懂经营，只能勉强维持，几年下来等于“白做”。妻子辞去工作，照顾一双儿女，他的全部积蓄也都投入到子女身上，无力再换置新居。

黎维茵在宏福苑生活了42年，她想不起这42年里有什么特别的时刻，只觉得日子简单、平静。闭着眼睛，也能伸手摸到豉油瓶。“我和我细佬（弟弟）想着住到死为止。”这次大火让她感觉像是走在一条压实了的沥青路上，突然一脚踩空。在大埔各个资助金领取点之间穿梭时，黎维茵接连遇到四五个熟面孔。远远四目对上时，双方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哎，你没事吧？”“你呢，你也没事吧？”白发人遇上白发人，两位老人抓住对方的手肘，攥得很紧，眼泪在几句寒暄里突然决堤。

但黎维茵说，她其实并不认识多少街坊。“住进宏福苑，平时闩门过日子。我要返工（上班），回到家都夜晚了，见不到人。搭lift（电梯）的时候，大家见到才会打声招呼，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黎维茵说，搬进居屋后，发现邻里的边界感很强。“小时候住的公屋（廉租屋）就不是咯，回家不闩闸，互相介绍零活，差不多整条巷的人都认识。”

火灾后，警方拘捕宏福苑维修工程中的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有关人员。火灾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台风吹毁部分保护网后，为楼栋中高层更换了未达阻燃标准的保护网。工程顾问“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则在分析宏福苑收到的回标文件、为业主提供参考建议时，无视了承建商宏业的多宗违法记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这是“处心积虑去犯案”“非常可耻”。

从2012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对楼龄超过30年的住宅楼陆续发出强制验楼令，督促各小区（屋苑）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大厦维修。依照相关规定，维修由业主立案法团牵头，重要的选择，包括工程的方案、承建方、监督方（工程顾问公司），都必须由业主一人一票在业主大会上决定。

业主立案法团是业主自治的法人团体，由全部业主组成，每两年选举一次管理委员会成员，后者是法团的核心代表，负责召开业主大会和运营日常事务（许多场景下“法团”指代的都是管委会）。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业主——包括黎维茵——都表示，在大维修之前的几十年里，他们从不出席业主大会，很少在管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票，也很少参与法团筹办的那些以老人为主的节日聚餐。“如果不是大维修，会一直这样下去。”黎维茵说。直到工程费用“杀到埋身（迫在眼前）”，每户要掏十几万港元，“个个都好踊跃去业主大会”。

宏福苑确实老旧了。黎维茵说，空调外机老化漏水的问题已经困扰大家多年，不少人家的窗台发黑起霉、墙皮鼓胀脱落。公共区域的天花板有一个接一个的长条形“伤疤”，内部生锈的钢筋暴露出来。在建筑外立面，开裂的纸皮石不时剥落掉下小的碎块，也让底下的行人不得不加快脚步。11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处长杨恩健也向记者表示，宏福苑八栋大厦消防系统的火警钟，虽然没有被关闭，但火警钟无声响，“不能有效操作”。

宏福苑住户、前法团管委会委员陈超伟说，早在政府发出强制验楼令的前三四年，也就是宏福苑楼龄三十多年的时候，法团委员们已经盘算过翻新的事，但考虑到要让街坊凑不少钱，不易推进，“干脆等到大维修时再一起做”。

宏福苑在2016年6月10日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令。2019年1月，宏福苑业主大会决定聘用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检验楼况。2021年，业主大会再次选中鸿毅，为大维修拟定标书，及监督维修过程。

2024年1月28日，在宏福苑篮球场，法团召开决定维修方案和承建商的大会。鸿毅给出的三套方案，最大差别在于外墙整修的程度：两套为局部修补，一套为全面翻新重做。黎维茵投的是局部维修——“中间那一档，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最终结果是业主以80.5%的大比例通过全面维修的方案。宏业则以54.79%的得票率中标。当天法团会议记录显示，出席人数595人，包括授权代表。

票选结果出来不久，一批年轻业主开始在宏福苑的广场立牌子，公开“讨伐”旧法团。对宏福苑大维修方案的质疑声集中在“授权票”上。由于按法例，业主大会要有一定投票比例才能通过议案，为避免出席不足而流会，许多香港的屋苑都长期依赖授权票。陈超伟告诉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里，屋苑形成惯例：不少老年业主会把票授权给法团主席或委员。签名是自己的，但最终投了什么，并不清楚。

长期关注工程界贪腐问题的建筑工程师潘焯鸿说，法例对法团的监管存在漏洞，导致“授权票”被滥用。《建筑物管理条例》在2024年6月修订，规定维修费超过3万港元的工程，必须由至少5%或100名业主到场亲自投票通过，不能以授权票代替。新《建筑物管理条例》在2025年7月正式生效。

在维修开工前的几次大会上，业主围绕“看选票、核验签名”争吵不休。黎维茵目睹过反对者与旧法团成员发生肢体冲突，现场“暴力”“混乱”，最终以警方调解收场。

黎维茵记得带头反对旧法团的“柑仔”40多岁，戴黑框眼镜，说话热情利落。在小区广场上，他对路过的黎维茵说，3.3亿港元方案费用过高、收款时间过短，认为投票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并要求重选法团，承诺公开更多资料，包括标书。

黎维茵表达了支持，她对小区的日常管理早有不满，认为监督物业的法团不作为。黎维茵说，有一次下“黑雨”，早晨上班出门时，黎维茵看到雨水已经顺着楼梯间的窗户飘进来，浸了整条走廊。黎维茵担心水流进自己家，会损坏家具，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物业，请他们派人上楼查看。电话那头却回得很冲：“整个管理处现在就我一个，你以为我有一队兵呀？”气得黎维茵直跳脚。晚上回家，她再打一次，仍是同样的答复。她忍不住说：“我们业主每个月都出粮给你们。”对方回她：“你给我钱咩？我公司给我钱！”在Facebook的“宏福苑居民交流组”里，类似抱怨不少见。

宏福苑的工程是在2024年7月16日开工的。仅仅两个月后，业主在旧法团激烈反对下仍坚持召开会议，1200多户以56.54%赞成票罢免原管理委员会，选出新一届的管委会。“柑仔”徐满柑成为新任主席。

黎维茵一度觉得“看到了曙光”。新法团上任后，业主曾提议推翻方案重来，但收到的回复是，承建方会索取上千万港元的违约金，维修只能照原方案继续，工程公司也没有更换。黎维茵感到很泄气，好像“白忙活一场”。“作为普通业主，还能向谁求助呢？”

香港市区建建局在2016年推出“招标妥”，试图帮业主减少工程知识不足带来的盲点，包括引入专业第三方为业主提供粗略费用估算，设置招投标电子平台，方便业主对接顾问公司和承建方。宏福苑的招标走了“招标妥”，选取的公司也都是“招标妥”注册企业。

在潘焯鸿看来，政府监管是缺位的。他说，虽然有“招标妥”，但市建局不会对顾问公司的评分做复核，也不会吊销有违法记录的承建商的资质。市建局作为监管单位，主要只审查投标报价是否偏离市价，并不会替业主判断工程方案本身是否合适。而作为《建筑物管理条例》的执法单位，民政事务总署负责协助私人大厦业主处理与大厦管理及维修有关的问题，法团开会时，地区民政处会派职员参与，但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因为法律并未授权其干预会议内容。

宏福苑维修期间，因为收到业主求助，潘焯鸿曾在2024年5月多次致函消防处，指出宏福苑棚网与胶板存在消防风险，但未得到回复。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大埔民政处在过去三年接到约40宗宏福苑居民投诉或求助，涉及召开业主会议、维修及一般大厦管理问题。大维修开展后有三宗投诉，提及棚架结构安全及保安问题，总署“已将个案转交有关部门跟进”。这些都没能阻止宏福苑的悲剧发生。

“投票呀，唔好（不要）授权！” 12月6日，星期六，在与宏福苑相隔仅一个地铁站的小区穗禾苑，围绕大维修的争议走到高潮，一个身着绿衣的瘦高老人拿着话筒，站在穗禾苑一期的居民广场上呼喊。穗禾苑建于1980年，比宏福苑还要早三年，共有九栋、3501户，住户平均年龄57岁，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小区。2014年，穗禾苑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楼通知；2022年，一项造价3.8亿港元的维修方案被敲定后，引发持续争议。近百名业主指控法团忽视更经济的方案，夸大工程规模与费用。市建局亦曾发出警示，指出招标文件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包括外墙维修面积被夸大72873平方米，令集资额增加约7477万港元。

宏福苑的火灾给穗禾苑带来了很大影响。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密实包裹九栋建筑的棚网被完全拆除，只剩下竹棚。12月3日，香港特区政府下令，全港正在进行大维修的楼宇必须于三日内拆除所有棚网。穗禾苑居民的担心却没有消减。广场上聚集着20多名街坊，其中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人。“我们自己点过棚网，烧得很快，但政府就拿承建商的合规文件来说材料没问题。”“我们这个屋苑一直都不算团结，就算宏福苑出了事，还是有好多人不愿站出来。”

潘焯鸿说，宏福苑、穗禾苑这两个小区的一大共同点，就是老人居多。宏福苑有接近37%居民年龄超过65岁。“上了年纪的业主通常更保守怕事，他们未必看不到问题，而且也都觉得自己拿出积蓄来很辛苦，但他们会逆来顺受，只求下半生安稳。”目前，香港楼龄超过50年的住宅已达1万栋。潘焯鸿认为，楼宇老化的问题，“内地迟早也会面对，香港只是先走了一步”。在他看来，社区维修的制度设计，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借鉴、共同研究。

宏志阁是宏福苑火灾中唯一一座没有被波及的楼栋。12月3日，宏志阁居民获准回家收拾物品。离家一周后，蒋梦婕第一次回到家，发现家里几乎完好无损，除了冰箱散发出食物腐烂的气味。她猜想，楼里可能断过电，又恢复。她惊讶地发现，一个多月前买的一缸热带鱼还活着。但是鱼缸不易搬动，思来想去，蒋梦婕放弃了搬走鱼缸的想法，只收拾了一些证件、贴身衣物和冬衣。

回到粉岭的临时住所，蒋梦婕将家里的景象告诉了丈夫欧阳家成。欧阳家成一下子怒火中烧，“鱼也是生命，它们告诉你‘我在等你回来’，你怎么可以不管不顾？”他想要救下热带鱼，便一个人坐上地铁回到宏福苑外，请求警方再让他上去一趟，警察却告诉他，“你们家的时间已经用完，没有机会了”。

欧阳家成说，他带着怒火问了当班警察的警号，晚上8点左右，他接到警方电话后回到了位于宏志阁的家，鱼一个星期没有食物，却依然身段灵巧。他想，把鱼接回中转屋后，要等到第三天才有时间去买鱼食，但他知道，鱼儿们会原谅他的，“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51期，文中除潘焯鸿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感谢刘宝洋、何新月、庹舒妮、许振华和余雯彤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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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漫漫，寒意正浓
梅枝探雪，灯火向荣
水饺是冬夜弯曲的银月
汤圆是心中思念的玉盘
羊肉在汤锅咕嘟出家的味道
橘子在掌心甜蜜了寒冷的冬
冬至，又来到了我们身边

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
一口热茶，把旧事蒸腾
一盏暖灯，把归途点亮
在最长的夜，享最暖的情
将遗憾封存在最深的冰层
将欢喜写进飞扬的雪花

深冬已至，与旧念握手
把身体偎进暖房
将心事托付梅香
梦里落一场微甜的雪
醒来，阳光恰好洒在枕旁
愿你三餐暖腹，岁岁平安
冬至，福至
夜长情更长，幸福安康！

来源：新华社微信

设计：马发展

作者：马骁驹、周畅

如果生命快要走向终点，如何拥有一个平静、从容、被理解与被善待的“最后一程”？“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在快速老龄化的当下，家庭照护能力不断减弱，机构资源日益紧张，社区安宁疗护成为一道温和而坚实的桥梁。

死亡，需要从容准备与系统应对

传统医疗体系往往将就医视为一种“例外状态”。身体的失序导致日常生活节奏被打乱，人们在诊室与药物面前不再谈论尊严、舒适和安慰。人们默认在这里履行“交换”的契约——为了治病和重建健康，“受苦”的代价是必要的。遗憾的是，对于临终患者而言，治疗与生活已难以分割，无论受多少苦，他们都无法再回到“常态”。此时，患者托身的医疗救治，就成为与死亡之间的一场无法取胜的“战斗”。

安宁疗护的出现，正是对这种医学逻辑的反思与修正。它与死亡和解，通过陪伴、关怀与理解，构建一种涵盖身体、心理、灵性的综合关怀，让生命的最后旅程变得平和而完整。从2017年国家启动安宁疗护试点工作以来，这项服务如今已经开始走进城市社区。在北京，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建立了安宁疗护中心，由医生、护士、社工和志愿者组成的灵活团队穿梭在病床与家庭之间。他们不仅控制疼痛，还耐心倾听患者的故事，帮助他们整理心愿，陪伴家属度过心理上的煎熬。

从大型医院到社区机构，安宁疗护的延伸来源于供方与需方的“双向奔赴”。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其床位灵活、服务连贯，更适合提供以个体为中心的连续照护。同时，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层环节，社区更能承担起将安宁疗护作为一种公共福利的责任。另一方面，居家和邻里空间让“告别”不再遥远。对许多人而言，能在熟悉的社区里、亲人的陪伴中安然离世，是对生命最后尊重的表达。

这场转型不仅是单纯的医疗创新，更是一次社会文明的跃迁。它促使社会重新认识到：死亡不仅是医院里的医疗行为，还是一个社会事件和公共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责任。

社区实践中的多重困境

尽管安宁疗护理念日益受到重视，但它在城市社区的推进之路依然布满荆棘。

社会认知的滞后与偏差成为第一道屏障。虽然多数居民对“安宁疗护”一词不再陌生，但调查显示真正愿意接受的不足三分之二。有人担心这意味着“放弃治疗”，有人害怕触及死亡话题。医生和护士也常陷入两难：一边是患者家属在情感与伦理里的挣扎，另一边是制度对他们缺乏明确的激励与保障。

安宁疗护讲求长期、连续、全方位的整合照护，但社区医疗机构的主要职能更多停留在“看病开药”的环节，绩效考核看重的是“治愈率”“出院数”。这种错位使社区机构常在患者需求与行政定位之间艰难平衡。北京市一家社区安宁疗护中心的负责人坦言：“我们今年才争取到一名专职社工，其他工作基本上靠医护人员额外承担。”

医护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宁疗护病房内查房并询问患者身体情况 徐昱 摄

规范的缺失，则从制度上制约了社区安宁疗护的标准化发展。我国现有的安宁疗护政策多围绕医院场景设计，对社区及居家环境中的服务流程、文书规范、质量评价等缺乏细致指引。安宁疗护投入高、收益低，医保报销体系对舒适护理、心理支持等项目覆盖不足，使得许多社区机构长期依赖“情怀投入”维持运行。

此外，信息共享与转诊机制的不畅，使社区与医院、家庭之间的服务衔接步履维艰。尤其麻醉类镇痛药物在居家场景的使用限制，更从制度层面阻碍了专业服务向家庭的有效延伸。个别社区依靠医护人员自发探索，提供居家上门的安宁疗护服务，却因缺乏体系支持而中止。

不仅是医院或社区的任务

尽管挑战重重，但社区安宁疗护的发展前景仍然可期，关键在于促进理念、政策与实务的多维协同，让服务既专业又可持续。

首先，认知调适应该被视为前提。安宁疗护的推进需要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善终教育”，教会人们如何温柔地告别。可以通过社区讲座、健康宣教、媒体传播，让更多家庭理解“善终”并非冷漠，而是尊重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其次，资源必须跟上。医疗力量要真正“下沉”到社区，让社区卫生机构不仅能看病，还能提供照护，让有限的床位、设备与财政补贴更精准地流向需要的人群。一支稳定的团队同样重要——医生、护士、社工、志愿者各司其职，通过系统培训、职业支持和职业发展路径的建设与完善，守住职业尊严。

最后，制度支撑很关键。安宁疗护需要有标准可循、有保障可依。医保政策、服务质量评估、合理的费用补贴，都是让机构愿意做、能持续做的关键。而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通社区、医院与家庭之间的数据壁垒，也能让照护更顺畅——病情评估、用药管理、居家疼痛缓解，都能在一个系统里被看见、被记录、被接力。

安宁疗护不应仅是医院或社区的任务，而应上升为一项具有普惠意义的社会公共事业。它需要突破城市社区的物理边界，超越传统医疗场域的功能局限，成为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理想状态下，安宁疗护应融入社会治理的整体框架，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与社会参与，逐步形成覆盖城乡、衔接机构与居家社区的全流程关怀网络，让生命的谢幕同样充满尊严、关怀与体面。（作者陆杰华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作者戚政烨系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寒潮席卷全国，多地气温骤降，保暖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不少人觉得“裹得越厚越暖和”，在羽绒服里层层叠加毛衣、卫衣，结果反而又闷又不暖，甚至汗湿着凉。其实冬季保暖的关键不是衣物厚度，而是能否锁住身体周围的静止空气——过度包裹会挤压空气层、阻碍透气，反而适得其反。今天就来科普保暖底层逻辑，教你科学穿搭，轻松应对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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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本身并不会产热，其保暖作用本质是减缓人体热量流失。这一过程主要依赖衣物结构形成“静止空气层”，这才是保暖的核心关键。

静止空气的导热率极低，是天然的隔热屏障。像羽绒服、抓绒衣这类优质保暖衣物，靠的就是蓬松结构固定大量不流动的空气，阻止体热被冷空气带走。很多人陷入“层数多=保暖好”的误区，却忽略了紧身不透气的衣物叠加后，会紧紧挤压原本该存在的空气层，还会导致汗液无法排出。湿冷的衣物会加速热量流失，让身体反而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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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穿得轻便又暖和，火爆的“三明治穿法”是经过验证的科学方案。通过三层衣物的合理搭配，牢牢锁住空气，尤其适合搭配羽绒服作为外层使用：

1、内层：贴身吸湿层——保持干爽是基础 

核心作用是快速吸湿排汗、保持皮肤干爽，同时提供基础保暖。

材质选择：优先选速干面料（如聚酯纤维、美利奴羊毛）或棉混纺材质的秋衣秋裤，户外运动避免纯棉（吸汗后难干易着凉）。

穿搭技巧：合身不紧绷。

2、中层：核心保暖层——锁住空气是关键 

这一层是储存静止空气的核心，重点在于蓬松不紧绷。

材质选择：优先选蓬松度高的衣物（如抓绒衣、轻薄毛衣、羽绒马甲）。

穿搭技巧：要预留1-2指空隙，避免挤压导致隔热效果下降。 

3、外层：防风防护层——稳定空气不流失 

核心功能是防风防水，阻挡外界冷空气穿透，让保暖效果更持久。

材质选择：羽绒服、风衣、冲锋衣都很合适，重点看防风性能，无需过度追求厚度。

穿搭技巧：合身不臃肿，推荐带拉链、抽绳的款式。

（图片为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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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寒气容易侵入的部位，大多具备血管密集、脂肪层薄的特点，做好这些部位的防护，保暖效果会翻倍：

 1、头颈部——热量流失“重灾区”

头部血管丰富但几乎无脂肪覆盖，颈部有颈动脉等重要血管，受凉易引发肩颈僵硬、头晕、感冒。

防护建议：风大或低温天气出门建议戴帽子和围巾，也可选择高领内层衣物。

2、腰腹部——脏腑保暖“关键区” 

腰腹部是五脏六腑的所在地，腹壁薄弱，寒气侵入易引起肠胃不适、腹痛腹泻。

防护建议：穿长款羽绒服或外套，避免漏风。

3、膝关节——易受冻“脆弱区” 

膝盖部位肌肉和脂肪极少，受凉后易出现关节僵硬、酸痛。

防护建议：冬季出门可以穿秋衣秋裤、戴护膝。

4、脚与脚踝——寒气入侵“入口区” 

脚离心脏最远，脚踝皮下脂肪几乎为零，是寒气最易侵入的部位。

防护建议：穿保暖厚袜子和闭合式鞋子，避免露脚踝。

冬季保暖的核心是“巧穿”而非“多穿”。掌握“三明治穿法”打造稳定空气层，守住头颈、腰腹、膝盖、脚踝这四个关键部位，既能让保暖效果最大化，又能穿得轻便舒适，远离湿冷困扰。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