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我的微信好友栏里，有个特殊的聊天框。逢年过节，季节变化，我都会踌躇着打开它，写上几句话，发送，然后熄掉屏幕，等待不会有的回复。这个聊天框的对象是我的好友Wendy，两年前的一个冬夜，她给我发了一封“断联短信”。

信的内容简短又克制，大意是，上次见面后，她感觉自己状态不佳，“要逃走一段时间”，希望我们暂时不要再见面，也不要联系了。

对这封信，我有点预感。收到信息前，我们已经有近两个月没见面。对我俩，这很不寻常。Wendy是我高中时的同桌，也是我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十年前，我到北京读研，报到后去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她，因为我把行李提前寄到了她的宿舍。我俩的学校间距离只有两站地，经常约着一起吃饭。再后来，我们都毕业了，她租住的小屋是我去过的第一个北京朋友的家。工作后，我俩见面变得更加频繁，几乎每隔两周就要一起出去吃火锅，到对方家小坐、小住，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时候，我俩几乎天天黏在一起。2021年，为了离她的住所近一点，我跑到南城租下了现在的房子。

我常形容，我们是“可以穿着睡衣见面的朋友”。的确，那个冬天，我经常在睡衣外套一件羽绒服，打车到她家，然后一脱衣服，就可以安然融入那个温暖的沙发了。比起朋友，她更像这个庞大嘈杂城市里的家人。

但2023年的那个秋天，我们却有两个月没有见面。9月最后一次约着吃了顿火锅后，她似乎变得很忙。我发信息，她只回些表情包，一次我去云南玩，夜里拍了星空发给她，她也没有回复。再后来，我想约她出来就变得很困难，再后来就是那晚，在我又一次发起邀约后，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再过十分钟，我就收到了上面的信息。

两年过去，我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看着这条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信息，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平静地回复，然后开始流泪，最后竟号啕大哭起来。

我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尽管她在信息里写了“不是你的问题”。我回想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我们又隔了许久没有再见了。那年我经常出差，周末总是在工作，夏天又赶上男友从异地返回，不多的闲暇时间都留给了他，所以再约Wendy时天气已经转凉。一个周末，她从公司结束加班，我们约在地铁站附近的火锅店。在我眼中，那天没什么特别，我们嘻嘻哈哈吃完饭，聊了聊彼此的近况，之后一如往常地散步，直到下起小雨，我们各自打车回家。

但在她的印象里，这是一次“掉电”的约会。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她也很难过，所以最终决定给自己留些恢复的时间，不知道需要多久。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还是她在惩罚我疏于联络？

又或许理由已经不重要。我失去了她。在约会情境中有个词叫“Ghosting”，意为突然停止与一个人的交流，就像鬼魂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被Ghosting的人，可能都会像我一样经历猜测、反思和自我怀疑，一种与身体疼痛相同的神经通路被激活了，我意识到，突然中断的友谊也会像亲密关系中的分手一样，让人心碎。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已经无法再承受一次别离。20多岁是结识新朋友的黄金时期，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往往先认识同学，然后是实习时的同龄伙伴，再之后是不同工作场合的同事。但给朋友圈里的友人做个分类，很多时候相遇和疏远都是常态，读研时的几位好友，各自工作后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工作实习时的伙伴，在不同城市来来回回，想要聚在一起也不容易。于是，到了30岁，我突然发现，身边能随时联系，不怀芥蒂袒露心声的密友已经寥寥。

这似乎印证了父亲的一个判断。还记得青春期时，我经常为朋友热血上头，花很多时间和他们相处，为友谊中的小事或喜或悲。有一次，父亲和我长谈，说：“朋友都是暂时的。尤其是女孩，等你们以后结婚生子，就各人顾各人了，哪有精力放在朋友身上？”

那时的我只觉得他有偏见，但又很难找到理由反驳。在我成长的小城里，上一代女性的生活是“向内”的，她们社交机会不多，大部分时候都围着丈夫和孩子打转，似乎真的没有什么朋友。但我的母亲是个例外，她常年在外做生意，经常带新认识的阿姨回家，她过生日时，还会单独给朋友们开一桌席，和她们又玩又聊直到深夜，甚至忽略了我们。我想，这种“女人长大了就会失去朋友”的论断，多半是男性心中对“贤妻良母”的一种刻板印象吧。

我没有机会和母亲聊她的交友观，但那时，我的日常生活是被朋友们填满的。我长大的地方是个单位大院，童年常和一群同龄的孩子打打闹闹，“发小”和我是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13岁时，我们还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做过“结拜”，发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与男孩们的关系不同，那时女生之间总有许多细碎的小事可做，大家也会吵架，然后哭着和好，再继续一起游戏、闲逛。

到了青春期，友谊的主题又发生了变化。学习是生活的主线，身体的变化及与异性的关系则是一股暗流。我们在学业上不得不互相比较和竞争，但谁又都不希望朋友落于下游；涌动在心里的复杂感情，只能和朋友聊聊，却又总是欲说还休。这时，女孩之间的友谊是在一次次聊天中累积起来的，很难想象我们之间会有那么多话可说，从放学路上到楼下，回家还要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什么都可以聊，讨厌的老师、喜欢的明星、班里的同学、发育中的身体，当然还有各自心里的小秘密。

上高中后，青春期的一切动荡稍稍平稳，每个人的个性都初步显现，世界变得更复杂宽阔，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深刻稳定。而Wendy，就是在那时进入我的生活的。她是我在班里的一个“小团体”的一员，团体成员是四个女孩，我们都有一个姐姐，是家里的“二女儿”，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验。我们身高相仿，这就意味着座位靠近，高中三年，四个人都曾两两组合成为同桌。我们几家住得也不远，骑车放学路上可以结伴而行。还有一个相似点，我们几个都喜欢吃辣，所以经常在晚自习前去小卖部买辣条，然后就可以在操场上边走边吃，又笑又聊。

四个女孩里，我最闹腾，算是集体里的“e人”，她们仨则各有各的温柔。其中Wendy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她家教严格，说话慢条斯理，能写一手好字。到高二，我们四个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读书时代，和同学关系变好的一大佐证是，你们会在假期里见面，一起去郊外、去公园，那时大家都脱掉了校服，暂时自由，就能聊些平时很少谈的话题。

另外一件拉近友谊的东西则是闯祸和秘密。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其中一位朋友在放学时发现，学校行政楼的一扇窗户总会冒出红光，远看像间炼丹房。我们四人分享了这个奇观，最终耐不住好奇，决定在一个晚自习，各自搬张凳子去探个究竟。那天，我们偷偷溜出教室，抵达行政楼，又踩在叠成一摞的凳子上探头，才发现那间“炼丹房”是学校的监控系统机房，红光是LED屏的闪光。四个人几乎笑到站不稳。再后来，我们还在另一栋教学楼里找到一个“秘密基地”，靠近顶楼的天桥上，可以看见满天星空，俯视整个校园。四个女孩就常常站在那里，谈论人在18岁时特有的迷惑和渴望。

再后来，我们各自到了不同的城市读大学，但寒暑假必定要相约几次，谈各自的校园生活，谈遇到的新朋友，当然还有感情经验。大家都变了，但仍是记忆里的那个人。有一年秋天，我们约好一起去另外的城市旅行，大家各自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了省钱，把房间里的两张床并在一起，四个人就躺在一张大床上，畅想可能的未来。

也是那次旅行，让我和Wendy的关系更近了。因为我俩返程方向一致，回去时一起坐了趟绿皮火车。没有买到坐票，那天我俩铺了张报纸，在列车厕所门口的空地上坐了一夜。车上人多、气味杂，常有人走动起身，我们不能睡觉就干脆靠在一起聊天。也许是摇晃的火车让彼此卸下了最后的隐藏，那夜，我俩聊了许多过去从未触及的话题，各自的原生家庭，高中生活的遗憾，求而不得的感情……那天，我意识到，Wendy不完全是我过去认识的样子。在她安静、温柔的外表之下，有相当坚忍和决绝的一面。不过，那时我们的生活仍在迷雾之中，两人只能抱着彼此，试图提供安慰。

读大学时，我曾非常痴迷几部美剧，比如《老友记》《老爸老妈浪漫史》，讲述的都是几个朋友间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当然还有《欲望都市》，第一次看这个关于四个女孩间友情的故事，我就马上决定给女友们一人寄一盘光碟。在那时我不成熟的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中，我们也会像剧中人一样，住在不远的距离，随时可以约个午饭，参与彼此的一切，相互支持，相互依靠。

但也是在《老爸老妈浪漫史》最后的几季，却有一个相当令人心碎的镜头。几个原本租住在一起的朋友，因为各自的工作、婚姻和生活进展，搬离了他们相聚的小屋。在万圣节的夜晚，一个女孩穿着扮装，孤零零地站在被搬空的房间里，等待朋友来给她一个拥抱。

那就是临近30岁时的我。来自父亲的“预言”悄悄应验了，密集地给好友们做了几次伴娘之后，我发现，她们的婚礼也成了我们友谊的休止符，大家住得远，工作忙，仅剩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丈夫和孩子。“四人组”里的一个女孩和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另一个女孩则很快结婚生子，我和Wendy几乎成了彼此的唯一。

其实，和高中的朋友保持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不得是谁说的来着，同学就好像曾和你在同一屋檐下避雨的人，你们之间的情谊很深，但以后在一起能聊的，也只有避雨时的回忆。但我和Wendy不同。工作后，我俩关系反而越来越亲密，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发现彼此仍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和爱好，两人约出去，可以讨论政治和外部世界，也能聊运动、看电影、吃火锅，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这个多元又复杂的大城市里，我们两个来自小县城的女孩，仍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经验，知根知底的朋友间，不需要太多前情提要，这让人感到安全、放松。

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的相同点是，我俩都在30岁前分手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没能赶上急吼吼的社会时钟，没在预定的节点走上“轨道”。当同龄的女友们开始通过生产、哺乳和育儿中的种种艰辛，搭建紧密的互助情谊时，我俩像两只离群的羊，依偎着为彼此取暖，也重新交流另一种生命经验。

不进入轨道，也给人提供了新的契机。经历过20多岁时的种种挣扎，我们开始回头整理关于自己的一切，尤其是原生家庭和亲密关系。荷尔蒙的冲动渐渐淡了，男人不再是我们最重要的话题，曾经围绕他们展开的迷惑、嫉妒和痛苦，都好像变得很轻飘，但我们反而可以谈性、谈彼此的身体和痛苦，很奇怪，那些青春年少时不敢谈论的人和事，现在都显露出来。而成年生活里许多新的无助和茫然，一起聊一聊，脑子也能清醒许多。

我已经不再在乎父亲的断言。经过这些年，我发现，女性之间的友谊也可以有很多种样貌，她们可以像我母亲那样，拥有一个讲义气的江湖世界，也可以像我和女友们那样，在无数次长谈、字条和私语中，结成一张可以兜住我们每个人的大网。当然，我也能理解父亲对这种关系的误解，毕竟，女性的故事常常是潜藏于“地下”，不为男性世界所知的。就像过去很多代女性一样，在谈论经血、眼泪和分娩之痛时，在共同的痛苦和压抑中，获得一种被理解被支持的共同体的感觉。

我和Wendy最亲密的日子，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就像《倾城之恋》里的故事，当巨大的城市一瞬间变得空空荡荡，我俩迅速地结成了同盟，每隔几天就要到对方家里小住。白天一起工作、做饭，见缝插针地打游戏、看剧。晚上，我们就一起躺在床上看新闻，一起生气、流泪、骂人。

后来，她搬了新家，卧室窗户是朝西的。她总是拉上窗帘，开一盏小夜灯，Wendy睡眠质量不好，所以床品都特别柔软，这让她家越来越像个安全的小窝。在隆冬季节，我们经常半躺在床上看投影，一集一集的电视剧、她喜欢的音乐综艺，看累了就窝在被子里睡着。在最烦闷、最绝望的日子里，我在那张床上得到了久违的安稳感觉。

2021年春节，因为疫情原因，我第一次留在北京过年。除夕夜，我和Wendy复刻了一顿老家的年夜饭，我们买了羊肉和黄胡萝卜，在家自制羊肉馅饼，炒了菜，喝了酒。我俩一起看春晚，一起和家里人视频，一起守岁。我酒量太差，很快醉意朦胧，只记得半睡半醒间还在和她聊天、玩笑。好像时间就此停止。

第一次忍不住给Wendy发信息，是在收到断联信的一个月后。那时快过年了，我出国玩给她带了礼物，希望她还没搬家，就按原地址给寄了过去。当然没有回音。

我联系了“四人组”里的其他好友，她们也试着联系了Wendy，结果也是一样。看起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她决定和我们每个人都暂时隔离。只是，对我来说，她是太重要的那一个。或者也正是我们之间这种过于紧密的联系，让她心生倦意？又或者是我太粗心大意，总试图把一切痛苦一笑了之？

仔细回想，她这样强烈决绝的行为并不是没有预兆。还记得她不止一次说过想要离开北京，想和一切人和事断联。前几年，她还关掉了更新挺久的微博，把头像换成了黑色。

我们那几年都过得不太顺利，只是人更多时候总是想着自己，是我忽略了她的许多说不出口的伤痛。我们曾无数次谈到父母，谈到生命的起点、儿时的经验。尽管花了很长时间去梳理，但有些伤不是轻易就能走出来的。我想，对于生活，她的心境也许一直有点疏离。还记得她上一次搬家，是因为和她同住的几任室友都结婚了，帮她收拾东西那天，她不无悲凉地跟我讲，“我不能住在这里了，这间房子让我感觉，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只有我留在原地”，再后来，她开始独居。

而她的这种心情，我要到两三年后才感知到。那时，我的室友也因为各种原因搬离了北京，身边人的来来去去，最容易让人感到无常、疲惫。我的选择和她是一样的，为了避免再受类似的伤害，我也不再和人同住。

另外一个有点滞后的经验来自今年。今年夏天，我意外脚趾骨折，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刚受伤的那晚，双拐还没到，一个人靠膝垫爬行到卫生间时，我突然想起了Wendy。2022年夏天，她在骑行时膝盖受伤，有段时间不能行走，我还去家里照顾过她一段时间，当时跑上跑下陪她看病，自觉是个不错的朋友。但这次骨折，让我想起她刚刚受伤的那天。那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去另一个朋友家做客，她在途中摔伤了，给我打电话，但我那时已经到了朋友家，没有接到她的求助。再到后来，我赶到医院看她，陪她输液、拍片子，又看着她打了车，带着自己的自行车和伤腿回家。那晚她一个人是怎么过的？我当时为什么不陪她一起回去？看着自己肿起的脚，我又一次陷入了自责。

和她一别已有两年，这两年，我在思念和自责之余，也开始生气。气她为什么就这样拒绝了我，气她在我最需要朋友的时候没在身边。这两年发生了太多事情，人与人或远或近，生活似乎永远没有所谓安稳的时候。最后一次和Wendy深谈，是得知她身体出了点小问题，激素和药物，让她对未来的想法也有些改变。我想，她心里一定还有很多角落，是我无法真正感同身受的吧。

到今年，我已经越来越少地想她，但还是会和熟悉的人提到她。没了这个最能吃辣的朋友，我很少再去火锅店，但每次看见新的店面，还是会想起她用娟秀的字迹记录的“北京火锅一览表”。她喜欢骑行，夏夜在街上骑车时，我也常想起以前骑行结束后，我们一起在公交车站的座椅上点过的炸串和啤酒。最后，虽然她说不要再联系，我还是忍不住发起信息来，换季降温，叶子落了，月亮不错，我都会给她发几句话，了解我俩情况的朋友总开玩笑，说我像个死缠烂打的前男友，试图挽回一段早已不存在的感情。

但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没有消失。这几年，朋友们时有离散，梁文道有句话给过我很大的安慰：“缘起不灭，它只是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于结缘的人们身上。”我想，就像过去曾经历过的友情的起起伏伏那样，或许暂时不会相见的人，也会在下一个时刻重新回到我们的生命里。就像我身边那些结婚生子的女友们，当她们的孩子稍微大一点，我们不是又可以在假期相聚，不受干扰地聊天了吗？可能这就是友谊，比起亲子关系和亲密关系，它的情感烈度没那么高，但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最近一次想起Wendy，是因为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本书是她向我推荐的，故事的主线就是两个女孩间绵延一生的友情。在书里，她俩兜兜转转，总还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再相聚了。又或者，即使不会再见，那个离开的女孩也还是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些什么。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48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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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作者 | 点点妈

“妈妈，新闻里说香港的大火好严重，为什么会烧到七栋楼呀？”

“海南封关了，是不是就不能去海南玩了？”

最近女儿放学回来，总会突然问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欢乐家长群》剧照

听到这些问题，我高兴的是，孩子开始不满足于课本里的知识，主动关注身边的世界了。

但转而又有些苦恼，这些热点事件背后的复杂逻辑、社会影响，该怎么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清楚？

又该如何引导她不只是看热闹，还能学会理性思考？

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事就连我自己都不够了解，如果把网上真假难辨的信息转述给她，我担心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

每当这时，就很希望有权威的媒体，可以用孩子喜欢的方式，来帮忙筛选解读新闻、引导思考。

所以，当看到三联做了一门“少年新闻思辨课”，我赶紧带着女儿一起试听了一下，发现做出来的课确实有点东西：不但孩子爱听，大人听了也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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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老师都是三联的一线新闻记者和高校学者，他们不会生硬地灌输新闻知识，而是带着孩子像一位专业记者一样，走进真实的热点事件，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拆解复杂逻辑：

比如讲香港大火：

课程会先还原三联记者抵达现场时的真实场景。

会引导孩子追问背后的深层问题：

比如讲在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大展上惊艳亮相的国宝《清明上河图》。

课程会带着孩子深入解读这一文化热点背后的深层价值：

不同于简单的新闻解读，这门课更注重培养孩子的“思辨力”：每一个热点事件都会抛出开放性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这么做反而激发了女儿的好奇心。

当听到课程里说可以用小米粒去帮着数《清明上河图》上到底画了多少人的时候，她蠢蠢欲动，想拉着我一起逛展，主动查起了北宋市井生活的资料，还绘声绘色给我讲起了当时的历史，俨然一个小博物馆讲解员。

让“学习靠催”的女儿主动去思考和表达，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不但如此，我发现课程内容还很全，从社会公共、科技未来、财经商业到文化艺术、心智成长，外加周末好奇号，把孩子想听的新闻，家长想培养的跨学科素养，都考虑到了。

我想，如果有其他家长也在寻找一门可以培养孩子独立思考、主动探索世界的课程，这门课真的值得听一听。因为这不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场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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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的这门新闻课，有什么不同？

阵容超豪华

主编亲自带队，一线记者编辑常驻

携手各界专家共献

提起“三联”，大家脑子里的印象总和“优质新闻”高度绑定。

吴谢宇案，7年时间追踪，9万字封面报道，探究极端行为背后每条轨迹的运行逻辑；

2021年郑州暴雨，“当一个人成为洪水中的孤岛”，对暴雨背后的成因、城市治理能力进行深度挖掘，提问“我们的城市该如何应对灾害”……

在大家哀叹“纸媒式微”的年代，三联却用一篇篇报道和逐年增长的订阅量证明：真实内容、深度追问、对结构性问题的挖掘，无论何时都是珍贵的。

这一点在孩子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从应试的“功利”角度，各种大型考试的考察方向足够明确：试题内容更加开放、问题设置更加情景化、学科的融合也一步步加强……这其中所需要的思辨力，正是新闻能提供的。更不要说，独立思考能力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了。

2023年高考全国甲卷作文题

而对于少年群体，三联也在进行持续关注。

近两年，陆续推出专题报道《当孩子拿起手机，我们担心什么？》《没有朋友的青春期》《教育之变》《小学生如何社交》《寂静的一代》……引发无数家长共鸣。

旗下的《少年新知》杂志，每月一期对孩子进行人文思维启蒙，向他们呈现多彩的世界，也关注成长中的真实困惑。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照

这次，我们更是集结了一支“没有最强，只有更强”的队伍——

《2026三联少年新闻思辨课》的主讲团队，有《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资深编辑，高校教授，知名作家，资深投资人，著名学者，三联中读编辑团队……这样的阵容，集结在一起，实在罕见！

主编李鸿谷亲自带队，保证课程设计的整体把控力与系统性，让孩子能通过“思维框架”学习新闻。

一线记者编辑常驻，他们不仅拥有敏锐的新闻触觉，还有丰富的解读和讲述能力，让新闻不再是来自远方的抽象知识，而是来自现场的真实故事。新闻背后的思考和推敲过程，在讲述中能够如实呈现。

文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等各领域专家共献。他们会从文学角度拆解新闻的叙事结构，从哲学角度看待伦理问题，从心理学挖掘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跨领域思考能力由此产生。

还有三联中读的当家制作人把关，内容层层筛选，保证质量！

内容超齐全

5大领域全覆盖，每天15分钟轻松成长

365天不断更

和选题偏重商业、社会的课程不同，三联的新闻课更加全面，具备三联特有的“人文性”。

在“社会与公共”板块，我们将围绕《三联生活周刊》多年来秉持的深度调查与人文关怀，选取与青少年成长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从民生百态到制度运行，从伦理思辨到国际视野，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人物故事与社会现场，帮助年轻一代建立起对公共生活的理解与责任感。这一板块的常驻嘉宾之一是《三联生活周刊》编辑王珊，她曾深入报道“吴谢宇案”“江歌案”等引发广泛社会思考的案件；同时还有新媒体总监王海燕，她常年身处新闻传播一线，对“热搜”背后的社会心态与传播逻辑有着敏锐洞察。

“科技与未来”板块，致力于在科学突破与人文思考之间搭建桥梁。我们不仅关注技术的前沿，更在意科技如何塑造人的处境与未来。这里既有硬核的科学知识，也有对技术伦理的深度反思。我们邀请了牛津大学博士后孙欣；另外一位常驻嘉宾是身兼科幻作家与学者身份的夏笳，她将以独特的跨界视角，带领孩子们展开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思辨。

“财经与商业”板块，将从孩子熟悉的日常消费与职业现象入手，逐步展开对经济逻辑与社会结构的认知。我们注重培养理性的财富观念与判断力，也希望传递三联一贯的人文经济视角——经济不仅是数字，更是人的生活与选择。常驻嘉宾之一包括《三联生活周刊》经济类资深主笔邢海洋。以及资深投资人周玖洲，他将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解读商业世界的运行逻辑。

“文化与艺术”板块，是三联人文底色的集中呈现。我们将不局限于经典或流行，而是通过影视、展览、文学等多元载体，引导孩子在审美体验中发展独立思考与文化感知的能力。常驻嘉宾之一有资深主笔贝小戎，将从哲学与社会学角度切入，训练孩子拆解复杂文化现象；复旦大学教授马凌则以她深厚的学养与鲜明的风格，带领大家读懂艺术与流行背后的时代情绪。

“心智与成长”板块，关注的是每个少年内在世界的波澜与秩序。我们相信，认识自我与理解他人，是成长中最核心的课题。这一部分的常驻嘉宾之一是《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徐菁菁，她长期关注国际新闻与医疗健康领域；同时还有心理学家夫妻组合叶壮与苏静，他们都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将从专业视角与生活经验出发，陪伴孩子走过情绪起伏与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

这五个板块，将从周一到周五依次更新，每期15分钟，把思辨训练融入日常场景。当然，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讲师，还会有更多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见识和世界观。

周末我们还将推出“周末好奇号”，既是对一周内容的梳理延伸，也是亲子共听的知识漫谈——让思辨不只是一种训练，更成为家庭对话的纽带。

一年365期，我们不只传递知识，更希望传递一种观察世界、介入现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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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定位超酷

不把少年当孩子，用平行的视线看世界 

关于课程名称，我们讨论了很久：到底是叫“给少年的新闻思辨课”，还是叫“给孩子的新闻思辨课”？

最后一致决定：是少年，不是孩子！

这关系到两重认知：

第一重，是“少年”对成长的迫切渴望。

9—15岁的青少年，正处于成长关键期。他们开始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从判断“对还是错”，发展到理解“不同立场可能导致不同选择”；他们开始形成自我认同，从看到的各种人生样本里思考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他们开始拥有社会意识，世界观、价值观逐渐建立……

一言以蔽之，那个懵懂的“孩子”正在长大，“少年”才更符合他们的成长阶段。

第二重，关乎课程策划的深度广度，以及主讲人的讲述方式。

我们相信孩子有理解复杂的能力，不需要诱哄的语言，也不需要显而易见的道理。多轮调研做下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如实呈现的世界的多面。

因此，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没有避开更有深度的内容、更有广度的视野。只是提供了一个个量身定制的“登山杖”，让少年们能够在帮助下，自己爬上更高的山。

但也不必担心太难——主讲人在讲述时，会考虑到青少年的信息接收能力，呈现更易懂的概念、更清晰的逻辑，半蹲下身，用平行的视线，和孩子一起看世界。

讲法超有料

N种思考工具随心取用

轻松获得思辨力

当思辨力成为他们内化的能力，你便不必担心孩子心智持续发展的潜能。

例如刚刚更新的《追忆杨振宁：破奇案，得诺奖，都是源于“学术品味”？》一期，邀请读物理专业的科幻作家夏笳，从不同方面带着孩子了解杨振宁先生。

具体到少年自身，夏笳老师引导大家思考：从杨振宁的“科学品味”或“学术直觉”，青少年能学习到什么？

最后的开放式思考题，老师提到了杨振宁先生很喜欢的一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问大家，“做文章”和“做科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评论区留言。孩子在思考，家长也在思考

如此精彩有逻辑的课，可不只有一堂。

老师们会在讲述中，锻炼大家“多问几个W”的能力。

在AI玩具一期，顺着提问的思路，孩子将了解到：

系统性思维的框架，也嵌入到了课程中。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验证问题——抽象概念——延伸应用，一系列的思维发展过程，在具体案例里一次次清晰呈现。

不同领域学者，将带领大家获取跨学科思维能力。

近些年，中高考考题趋向使用跨学科融合材料。新闻事件所涉及的丰富背景，正是锻炼跨学科思维的最佳材料。科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重领域的专家，会带领孩子摆脱单一学科视角。

输入——输出形成闭环。

每一讲都设置有深度的提问，引导孩子主动思考。

注意，这里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你怎么看？”“如果是你，会怎么做？”而是具体、有情境的提问，例如“如果你是产品经理，你想创造什么样的AI伙伴？”“当AI知道你所有的秘密时，要怎么办？”“如果要优化学校的便利店运营，你会从哪些方面入手，实现‘低成本、高品质’的目标？”

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能够让孩子更有代入感，为成为熟练的决策者打下基础。也十分适合亲子共同讨论，深入交流。你们的“饭桌时光”，将更有深度！

鼓励大家留言，并在“周末好奇号”栏目揭晓可以参考的思考方向，还会点名回应优秀留言哦~

《2026三联少年新闻思辨课》，用“新闻”连接学科，用“问题”连接知识，用“思辨”连接世界。

我们期待与少年一起，看世界。

▼点击探索真实世界▼

作者：点点妈

编辑：鞠欧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邢海洋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10月，我国已经进入拉尼娜状态。刚过完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短暂的、几乎没留下印象的秋天，拉尼娜又来了，这难道又是一个异常寒冷的，瑟瑟发抖的冬天?

可事实上今年的冬天并未按常理出牌，是用温暖开局的。10月20日，仲秋时节北京便一夜入冬了，近20年最早入冬，比最晚入冬的年份得早了近半个月。入了冬，气温却冷不起来。整个11月北京较常年均温高2.1℃，11月中下旬日最高温多次超过15℃，虽偶有寒潮，寒潮后又快速回暖。颐和园等地山桃、迎春、海棠等早花品种竟误判“入春”，积温达标后开了花，引得游人前往“打卡”。当然，这并不是近些年的孤例，早冬时节已有多次春花冬开的记录。

到了12月，全国气温除个别地区外仍偏暖。除最北几个省份偏低外，其余大部气温偏高1-2℃，尤其是中东部，临近冬至，长江沿线最高气温达20℃，合肥、武汉等城市破12月中旬的历史极值，可谓温暖如春。北方日最高气温10℃线也向北移动到了华北南部一线，北方多地气温破了12月中旬的纪录。冬天一开始，就以温暖开局。

而拉尼娜现象又是暖冬的反面，它是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洋面异常变冷的现象，由拉尼娜现象引发的全球气候模式，具体到我国冬天，通常是增强东亚冬季风，促使冷空气更频繁南下，大概率导致中东部地区气温偏低。本来入冬温度就高，按照否极泰来冷暖相济的传统智慧，冬天剩下的时日恐怕会冷得瑟瑟发抖了。

眼看就要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也是开始数九的一天。漫长的最寒冷的时段就要到来了，不免让人焦虑。其实古人之所以数九，发明了九九歌，据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应对寒冬的心理慰藉：漫长寒冬对古人的生活和生存是一种考验，将81天划分成9个阶段，能把难熬的时光拆解成小目标，缓解人们对严寒的焦虑。

既如此，不妨对拉尼娜现象做一个剖析，如同九九歌一样，缓解一下对严寒的畏难心理。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两个概念：拉尼娜状态与拉尼娜事件。拉尼娜是西班牙语“小女孩”的意思，又称“反圣婴现象”，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表面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变冷的气候现象。从监测标准来看，当关键监测区的海温比常年平均值低0.5℃时，即认为进入拉尼娜状态；而要判定为一次完整的“拉尼娜事件”，这一偏冷状态需要持续至少5个月。简单来说，拉尼娜状态是潜在的“前奏”，只有满足持续时长要求，才能构成拉尼娜事件，亦即拉尼娜年。

显然，据国家气象监测中心的通报，今年10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已正式进入拉尼娜状态，截至12月15日，这一状态仍在持续。世界气象组织（WMO）的通报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结论：截至2025年11月中旬，海洋和大气指标已显示出拉尼娜临界条件，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出现弱拉尼娜现象的可能性为55%。多项权威监测数据共同确认，2025年末我国正处于拉尼娜状态的影响之下。

关于2026年是否会成为拉尼娜年，气象部门的预测给出了颇为明确的答案：可能性较低。如国家气候中心综合多模型分析，本次拉尼娜状态预计将持续至2026年初，但持续时长将不满5个月，因此形成完整拉尼娜事件的概率相对较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也显示，2026年1-3月回到ENSO中性条件（即既非厄尔尼诺也非拉尼娜的状态）的可能性约为65%，2-4月这一概率将升至75%。美国气候预测中心同样认为，拉尼娜状态可能再持续1-2个月，2026年1月到3月过渡到中性状态的概率高达68%。这意味着，2026年大概率不会成为拉尼娜年，全球气候将逐渐从弱拉尼娜状态回归中性。

尽管本次拉尼娜状态不会发展为完整事件，但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水温偏冷，即使持续时间不足5个月，还是会对大气环流造成影响。这里，不妨从拉尼娜和厄尔尼诺对大气环流的影响说起。

赤道附近常年刮的是信风，自东向西的风。太平洋又是世界最为宽阔的海洋，赤道附近水体宽度占到地球赤道的约一半。持续且单一方向的风，把太平洋水面刮“斜”了——东部比西部低了约0.5米。东太平洋表面的水体向西流，海底的水流来补充，水流卷起海底的营养物质，鱼群追随而来，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渔场之一。这里还是秘鲁寒流的流经海域，200年前，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水温异常，寒流不那么寒冷了，冷水鱼因水温变化大量死亡。往往在圣诞节前后死鱼现象最为严重，渔民们于是将之称为上帝之子，也就是厄尔尼诺，西班牙语圣婴的意思。而拉尼娜是厄尔尼诺的另一面，海温变冷。

东太平洋的海水向西流，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不断加温，来到西太平洋，形成的是世界上海温最高的一大片水体——西太平洋暖水团。暖水团上面暖空气上升，冷水团上冷空气下沉，赤道附近的东西太平洋，于是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空气环流，这个环流也被称为沃克环流，是20世纪初英国科学家沃克发现的。

当拉尼娜到来，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低时，东西太平洋海温差进一步扩大，沃克环流强度是增强的。拉尼娜事件在我国的表现，往往是冬季更寒冷，寒潮频发；夏季长江流域易干旱，华北、东北降水偏多。其背后的机理，可以这样理解：夏季，当沃克环流增强时，赤道海水被更快地向西吹，西太平洋暖池的增暖效应进一步放大，为亚洲季风区提供了更充足的水汽和能量来源，季风变得更强盛更为深入，以至于北方雨水多，南方反而被错过。冬季，西太平洋强对流上升的空气，在高空向中高纬度扩散，会直接干扰中纬度西风带的稳定度，为寒潮、冷空气南下创造条件。

其实，无论冬夏，沃克环流对大气和海水的影响是一致的，只不过与季风叠加，表现出不同的水热状态。

不过，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拉尼娜的传统影响模式已发生变化，不再是简单的“冷冬”或“暖夏”，而是呈现出“冷暖起伏大、降水分布不均”的特征。本世纪以来，颇有拉尼娜背景下我国冬季偏暖的情况发生，如2020年冬季就曾出现明显暖冬。

2024年/2025年的冬天，未发生拉尼娜事件，厄尔尼诺事件也早在半年前，也就是2024年5月结束，可那个冬天却是前暖后冷，北京的冰场直到1月17日才开放，比平常年份晚了20天。冰场只营业了半个多月就匆匆关闭。2025年夏天，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的间歇时段，全球范围并未创出如2024年那样的高温记录，可在我国，6-8月均为却和去年持平，平了去年的纪录，并且7月创了纪录。太平洋赤道上的沃克环流虽有影响，却只是影响气候的变量之一，冬日的冷与暖充满不确定性。

就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冬天而言，气象学家倾向于认为气温总体呈现“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的特点，但冷暖波动异常显著，强降温和升温事件频繁交替出现。

全球变暖，冬天不再那么难熬，但极端天气也如影随形。天气如同过山车，寒潮与升温衔接得越来越紧密。我们需要做的心理建设不是越来越冷，而是在冷热频繁交替中增强体质，适应骤然而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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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后的宏福苑，和它对面的广福邨像是两个割裂的世界。它们都是1983年落成的，前者曾是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后者是香港特区政府出租的公共屋邨，两个社区同期规划，比邻而居。

广福邨平台的一端，是两邨居民日常交会的商场：茶餐厅、糖水店、便利店、平价超市、麦当劳、药店、干洗店、诊所和补习班依次排开。平台上行人来往，初看起来，一切仍在正常运转。

但11月26日大火后，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广福邨平台上停留，朝着宏福苑的方向凝望。他们中有人是广福邨的居民，有人是专程来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也有人是宏福苑的居民。大火发生后，政府将1400多户宏福苑居民分散安置在全港各区的酒店和过渡性住房，但遗体辨认、灾民补助申请、证件办理等流程都集中在最近的广福邨。这意味着，受灾居民不得不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他们静静地凝望着被烧得棕黑斑驳、不复存在的家。

我们就是在这里见到了郑先生和他的妻子。郑先生今年37岁，白净的脸上有些雀斑，穿着普通的T恤衫，背着双肩包；妻子一头黑发，扎得很整齐，郑先生的神情比妻子平静一些。几天前，他们在火灾中失去了女儿。

郑先生一家人住在宏福苑宏泰阁（E座）的2407室，女儿郑煦翘今年5岁，上幼儿园大班。每个上学日清晨，家里的菲佣玛丽安（Maryan Pascual Esteban）会带着煦翘坐巴士去九龙的幼儿园。从大埔区到九龙，单程大约半小时。中午放学，玛丽安会带煦翘回家，给她做饭，陪她午睡，等煦翘醒来后，再带她去上课外班。有时候，玛丽安也会带煦翘去距离宏福苑一公里外的海滨公园，踩踩水、骑骑单车。郑先生和妻子工作忙碌，许多时候都是玛丽安陪着女儿。

11月26日下午，正在上班的郑先生看到新闻：宏福苑起火了。火势在短短一小时里蔓延至小区四座大楼。周三是女儿没课的日子，他和妻子匆忙打车回家，路上给玛丽安打电话，却没有接通。他们抱着“两人可能在别处歇脚”的想法，跑去了家附近的商场、麦当劳，又去了临时接纳宏福苑疏散居民的社区中心和安置所，都没有发现她们的踪影。他们心急如焚。

一夜无眠后，郑先生次日一早就向警方报告两人失踪。朋友们则把郑煦翘和玛丽安的照片印成寻人传单，在宏福苑附近分发。他记得，当时警方表示已经找到一些罹难者，会放在相簿里拿给家属辨认。就在那天中午，他在宏福苑相邻公屋广福邨的社区会堂辨认出了女儿。那天傍晚，玛丽安的遗体也被找到了。他得知，两人是在家门口被找到的，“我相信他们往楼梯方向逃生时，烟来得太快，就被呛到了”。

郑先生说，在已经烧毁的宏泰阁2407室，收藏着许多女儿的画。周末若父母起得晚，她会自己在客厅画画，画爸爸妈妈和小动物。“郑煦翘”这个名字，“煦”代表着阳光、有活力。他们也看到女儿从容易害羞，变得活泼、爱照顾人。郑先生说，女儿在幼儿园是插班生，后来，每当有其他孩子转校来时，她会主动帮别的孩子适应环境，“有时同学不开心，她会主动拍拍别人，安慰别人。在家楼下玩时，如果有孩子说，‘我们不要跟谁玩’，她会说，‘不要这样，我们一起跟他玩’”。

郑先生说，女儿出生在 2020年。从那以后，郑先生觉得自己和太太“像变了个人”。为了多赚钱，他从一份能按时下班的文职工作离职，转行做需要拼业绩的岗位。工作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下班回家孩子已入睡，周末和旅行也要带着电脑。但他始终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辛苦也值得。

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郑先生为煦翘办理后事、申请补助金和安置房时，都要回到宏福苑。一家人都难以接受煦翘的离去。他说，长辈们只要看到为宏福苑受难者悼念的照片，就会“触景生情”。而对他和妻子来说，即使不路过宏福苑，也会随时想起女儿——打开手机，里面全是她的照片；吃什么、走到哪里，都能想起她；为她办理后事、走进童装店时，会下意识地想：“她会喜欢哪件衣服呢？”

出事后，朋友劝他坚强，“你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一个小孩”。但他也知道，一个小孩怎么可能替代另一个呢？

宏福苑位于新界大埔东侧，靠近吐露港海岸，是一个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居屋小区。从空中俯瞰，各栋楼体都是规整的“十”字形。这样的设计让大多数住户都能见到光、吹到风。八栋31层高的住宅楼紧挨在一起，组成一个背靠海港、内扣的字母“C”。

根据目前的调查，尚无人了解火灾“第一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但可知的是，大火是从这个“C”字最中间的宏昌阁东边低层烧起来的。据香港天文台信息，恰好有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在11月25～26日之间抵达香港。在干燥大风的助推下，宏昌阁的火势很快蔓延到位于其西南方向的宏泰阁，继而蔓延到西北方向另外五座楼栋。唯独宏昌阁正北、隔着一栋楼的宏志阁没有被烧。

卢家明家住宏道阁，与宏昌阁隔了三座楼。他是在大楼断电后，从21楼一路“摸黑”走下来的。他回忆说，26日下午2点多时，姐姐打电话来问他在哪里，“着火了，你们收拾收拾走吧”。他感到诧异，他没有听到火警钟响。“走什么走？家里没烟，也没火。”卢家明说，因为小区维修工程，他家的窗户被发泡胶板封住，看不到窗外的景象。他只感到“很吵”，但他猜想可能是因为窗户正对着小区的游乐场——平日里，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都在那里玩游戏。

但挂掉姐姐的电话，卢家明回头看了看，发现“黑烟正从厕所的气窗里涌进来”。那一刻卢家明才意识到，涌进来的烟味“和普通烟味不一样”，是“呛喉”的那种。他马上把气窗关上，又检查一遍家里窗户是否关好。他打开家门，发现整个电梯厅都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全都是浓烟”。卢家明立刻走出去，把门关上。宏福苑的住宅格局是每层8户。每栋楼有三台电梯供住户上下楼，同时配有两道防火梯，以剪刀形排列，其中一道通往前门，另一道通往后楼梯。

卢家明说，他在宏福苑居住了30多年，知道后楼梯在哪儿。走廊烟雾弥漫，他摸到后楼梯，沿着后楼梯外侧的扶手，一边摸索，一边用脚试探，一点一点地向下走，“又怕滑倒，又怕踩空”。卢家明记得，整整21层的楼梯漫长的仿佛没有尽头，他一边摸索，一边想着“怎么走了这么久都没到？”但还是坚持向下走。又走了两层，他摸到一扇门，一推开门，透过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路牌，新鲜空气涌了进来。

他匆匆穿过大堂，在走出楼外的一瞬间，水从头顶上浇下来，“那应该就是灭火的水”。他看到了匆匆往其他楼栋跑去的消防员。走到隔壁公屋广福邨的社区会堂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刚好看到宏新阁的火苗蹿向相邻宏道阁外的棚网，火势一下子蹿升。“我眼睁睁地看着火烧到我的家……”他一边看着火越烧越高，一边喊“为什么不救火？为什么不救火？”但他后来才知道，当时消防队忙着扑救火灾严重的宏昌阁和宏泰阁，“等他们赶到，我们的楼已经来不及救了”。

卢家明的崩溃在火灾后第二天开始。在暂住朋友家的日子里，他放声痛哭。他记得自己上一次哭，是因为母亲去世，而这一次他哭了几十次。儿子劝他不要刷手机、不要看新闻，但关于火灾的报道铺天盖地，他根本无法避开。看着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他甚至一度想过：“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

莫太家在宏昌阁14层。火灾发生两周前，她家窗户外的围挡已经拆除。但火灾发生时，她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异响，也没有听到火警钟响。是有人敲门喊“有火警”（着火了），她打开门，没有看到按门铃的人，只看到走廊里飘着一点烟雾。她转头回家拿上钱包、手机和钥匙，又拿了一条毛巾，用水打湿。走出家门时，莫太看到隔壁的老人家已经坐在轮椅上，帮佣推着他。另一位邻居男士也来到了走廊。那时，楼里的电梯还在运行，四人决定一起坐电梯下楼。几十秒后，他们到了底楼大堂，看到门口不断有燃烧的棚网碎屑掉下来，消防员让他们等一会儿。

莫太记得，他们走出楼栋时是下午2点58分前后。几分钟后，她给此前下楼购物的先生打了电话。她想，幸好那位未见其人的邻居来按了门铃，“要是等烟进到屋子里，看不见时，我再逃生就很困难了”。她还听说，再过十几分钟，宏昌阁的电梯也无法使用了。

同住宏昌阁的街坊李威廉（William Li）证实了莫太的预感。李威廉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下午3点2分，当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他家中着火时，他还未闻到烟味，等他换完衣服、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开门的一瞬间，浓烟就涌了进来”。他听到走廊上有人声，便打开门，摸着黑将一对邻居老夫妇接回家中。为了防止烟雾倒灌进家里，他一边用湿毛巾堵住门缝，躲进房间，一边打电话给消防、警察求救。

被困两小时间，火舌不断逼近他家窗外，他一度感到自己“真的要死了”，便给朋友们逐个打电话、发信息，道别、交代后事。他拼命用手机灯光照向消防员，终于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指着着火的窗户位置，消防员立刻用水枪对准，把火扑灭。消防云梯不久后升至他家窗前，将老夫妇和他逐个救出。

“我是一家三口住。我和先生都是40岁，我的女儿10岁，我的两只猫2岁多。我手机里还有家里去年的照片，或许能作为财产的证明。因为房子被烧了，我想知道在没有买火险的情况下，我怎么索赔呢？”

12月4日这天，阿梅坐在临时安置点的免费法律咨询室，对律师讲出这些的时候，冷静得像是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1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电视直播里，目睹自己住了八年的小家在火焰中爆裂，火苗“像火箭一样”直冲夜空。在过去几天里，她将精力聚焦于一件件具体而迫切的生活事务，以将自己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上班通勤、接送孩子、咨询律师、整理临时住所，在城市里步行数万步，穿梭于不同的救济物资领取点。在咨询室里，阿梅连续讲了五分钟，没有停顿。直到她说到“一家人的记忆都在这间房子里”时，声音才突然变调，眼泪涌了出来。

阿梅和丈夫家浩被安置在一间由善导会管理的过渡性房屋，“善楼”。这间“新家”面积约14平方米，灰色地板，没有椅子，也没有床架。墙角堆着尚未拆封的生活用品。他们还没有搬进来，并不是因为缺少物资——只要开口，楼下的志愿者随时可以帮他们把床搭好——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拖延。这个临时住所反复提醒着他们的流离失所——阿梅和家浩是中学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埔人。双方父母住在相距不远的两座廉租屋邨，他们选择宏福苑，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两家的中点。

“宏福苑是一个地标。拐过吐露港公路那条大弯，第一个看见的建筑就是宏福苑。”阿梅和家浩买下宏福苑这套房时，价格是400万港元，两个人每月还1万多港元的房贷，已经还了八年。家浩的父母都是从内地赴港谋生的移民，父亲是游泳偷渡到香港的。小时候，家浩一家四口住在香港特区政府安置穷人和难民的“徙置区”，那里有一排排用木头和铁板搭成的小屋，家家门口摆一个烧饭用的煤气罐，火灾常见于新闻。家浩记得搬进宏福苑旁边的那栋廉租屋的时候，自己兴奋地满屋跑。“你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住房条件。能‘上楼’，多开心啊。”

73岁的张士敏和家浩父母是同代人，已经在宏福苑住了42年。他头发花白，身材瘦高。他的包里折着一张报纸一样大的表格，密密麻麻列着不同基金会的名称、金额和日期。他把这张表叫作“天书”。每天他都要隔着老花镜，在上面反复核对几十遍，确认哪一笔已经领过，哪一笔还没有领取。张士敏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父亲是从广东梅县南下到印尼做生意的老华侨。上世纪60年代末印尼排华，他和几个兄弟姐妹匆忙离开印尼。原本计划依父亲嘱托，借道香港返回梅县，最终却在香港停了下来。

1974年，经大哥介绍，张士敏进入一家由梅县老乡经营的制衣厂。厂房位于土瓜湾工业区，面积约400平方米，却同时承担生产、发货和财务功能。“像个家庭作坊，好辛苦。”张士敏什么都做，管理货品、安排出货，下班后还要替老板接送孩子，月薪两三千元。制衣厂生意扩张得极快。张士敏记得，1981年春节他结婚，生意旺到年廿九回乡办酒，年初二便返回工厂加班，一直干到晚上8点半。最忙的时候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连续加班到凌晨，把香港工厂生产的领带，发往哈尔滨、海南的百货公司。也是在那几年，他的月薪第一次超过了1万港元。

收入改善的同时，居住条件也在一点点变化。最早，他住过廉租屋的走廊——那时楼道尚未如此拥挤，一张行军床勉强放得下。后来住进“劏房”，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单位，被切割成数个六七平方米的房间，共用厨房和厕所。他和兄姐三人挤在一张上下铺。

30岁出头时，张士敏凭着一身“什么都干”的闯劲，跻身同代移民里的“年轻才俊”之列。1982年，女儿出生，妻子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希望一家人能搬到一个独立空间里去。1976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居屋）计划，让收入不足以购买私人楼宇的市民，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入居屋。但居屋名额有限、申请条件严格，一对夫妇必须有小孩或长者同住才有资格。即便如此，仍是一屋难求——1978年葵涌、观塘等地的第一批居屋推出时，约有3.6万份申请，超额认购四倍。张士敏申请时只拿到候补名额，大埔宏福苑是唯一选择。

张士敏本来想住工厂遍地的市区九龙，因为他嫌当时的大埔太偏僻，遍地西洋菜田，像“乡下”。“不过我也贪这里价格便宜，以后有机会升值。”大埔属于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开发的一批“新市镇”之一，目的就是安置市区已经挤不下的人口。在政府做的新市镇发展计划里，大埔有美好的远景，会修新的隧道、通电气化火车，建工业区，吸引工厂入驻。宏福苑落成同年，电气化火车首次驶入大埔站，轨道由单轨变为双轨，班次大幅增加，解决了从新界到九龙的通勤问题。

在火灾之前，张士敏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安居梦。42年来，他愈发中意大埔实惠的墟市，辽阔的海岸风光，和相比九龙、港岛更宽松的建筑密度。在大埔长大的家浩也不愿搬走，他说，虽然港岛的都市生活更“新潮”，但要论宜居和性价比，还得是大埔——去港岛、九龙都方便，去机场也有直达巴士，又不像市区一样嘈杂逼仄。“现在香港哪里还找得到这样的地方？”

像张士敏这样经历了“住房升级”的还有郭纪升。1983年，30岁出头的郭纪升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申请上了宏福苑的居屋。在那之前，他们在九龙、新界四处租房辗转。郭纪升毕业于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今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工程学，毕业后进入电子厂当工程师；妻子则在服装厂担任技术工人，替欧美品牌做贴牌加工。郭纪升说，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工业最蓬勃的年代——制衣、玩具、钟表工厂随处可见，“香港地方小、人口多、工业基础不算雄厚，却能制造全世界都用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高科技公司，代理全世界高科技电子产品，转卖到内地或其他地区”。

但郭纪升也记得，正因工作机会多，工资反而难以提高。年轻时，他每月工资几千港元，抽不中政府廉租房（公屋），只能租房。在九龙，租一间稍微舒适的房子每月就要两千多港元，“我和太太要一起工作，才能住得舒服些”。申请居屋时，郭纪升早早就排队轮候。1983年，政府通知他参加面试和资格审查时，他正在英国出差，就请妻子代为办理。他回港后，直接被分配到宏福苑。讲究风水的他们，挑选了一个位于二层、朝南的单位。郭纪升夫妇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宏福苑的单位是两房一厅，他和太太住较大的一间房，两姐弟睡在另一间小房里，上下铺。他记得，当时要抚养两个孩子，手头余钱不多，只能办理等额本息贷款，月供约1500港元，占他月薪三分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实施“三来一补”（来料、来样、来件、补偿贸易）模式，大量香港企业北上设厂。作为技术工人，郭纪升能很快读懂说明书、立刻操作新机器，还能指导工人，很快便随港商赴深圳办厂、培训工人。随着经验累积，他逐渐从技术岗位转向工厂管理岗位。

但内地工业腾飞的另一面，是香港工业的加速外移。他记得，过去香港工作机会多，同侪们为了加薪，常以跳槽累积经验；如果不愿跳槽，只要不被裁掉便能一直做下去。然而在2000年前后，香港的加工类小厂开始大规模倒闭，产业结构逐渐转向零售、餐饮、金融等服务业。

直到2023年退休前，郭纪升几乎每两年就要换一次工作——不是工厂倒闭，就是老板决定结束营业。这期间，郭纪升供完了一家人在宏福苑宏建阁的单位——30年贷款在2013年正式还完。在深圳工作期间，他曾想过购房，但最后因家人都在香港，不便搬离而放弃。至于购买香港的楼房，他感慨道，即使有技术他也只是工薪阶层，“工资每涨一点，房价就涨得更快，最后工资也没追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张士敏清楚地记得2003年被裁那天的情景。那是一个工作日下午，张士敏准备收拾东西下班回家，人力资源部经理把一张支票塞到他手里，而他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老板，从头到尾没有露面。张士敏那时52岁，对他而言，人生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张士敏只有小学学历，除了一点夜校学来的英语，没有其他专业技能。他用仅有的积蓄，在大埔东郊开了一家杂货店，却不懂经营，只能勉强维持，几年下来等于“白做”。妻子辞去工作，照顾一双儿女，他的全部积蓄也都投入到子女身上，无力再换置新居。

黎维茵在宏福苑生活了42年，她想不起这42年里有什么特别的时刻，只觉得日子简单、平静。闭着眼睛，也能伸手摸到豉油瓶。“我和我细佬（弟弟）想着住到死为止。”这次大火让她感觉像是走在一条压实了的沥青路上，突然一脚踩空。在大埔各个资助金领取点之间穿梭时，黎维茵接连遇到四五个熟面孔。远远四目对上时，双方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哎，你没事吧？”“你呢，你也没事吧？”白发人遇上白发人，两位老人抓住对方的手肘，攥得很紧，眼泪在几句寒暄里突然决堤。

但黎维茵说，她其实并不认识多少街坊。“住进宏福苑，平时闩门过日子。我要返工（上班），回到家都夜晚了，见不到人。搭lift（电梯）的时候，大家见到才会打声招呼，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黎维茵说，搬进居屋后，发现邻里的边界感很强。“小时候住的公屋（廉租屋）就不是咯，回家不闩闸，互相介绍零活，差不多整条巷的人都认识。”

火灾后，警方拘捕宏福苑维修工程中的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有关人员。火灾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台风吹毁部分保护网后，为楼栋中高层更换了未达阻燃标准的保护网。工程顾问“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则在分析宏福苑收到的回标文件、为业主提供参考建议时，无视了承建商宏业的多宗违法记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这是“处心积虑去犯案”“非常可耻”。

从2012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对楼龄超过30年的住宅楼陆续发出强制验楼令，督促各小区（屋苑）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大厦维修。依照相关规定，维修由业主立案法团牵头，重要的选择，包括工程的方案、承建方、监督方（工程顾问公司），都必须由业主一人一票在业主大会上决定。

业主立案法团是业主自治的法人团体，由全部业主组成，每两年选举一次管理委员会成员，后者是法团的核心代表，负责召开业主大会和运营日常事务（许多场景下“法团”指代的都是管委会）。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业主——包括黎维茵——都表示，在大维修之前的几十年里，他们从不出席业主大会，很少在管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票，也很少参与法团筹办的那些以老人为主的节日聚餐。“如果不是大维修，会一直这样下去。”黎维茵说。直到工程费用“杀到埋身（迫在眼前）”，每户要掏十几万港元，“个个都好踊跃去业主大会”。

宏福苑确实老旧了。黎维茵说，空调外机老化漏水的问题已经困扰大家多年，不少人家的窗台发黑起霉、墙皮鼓胀脱落。公共区域的天花板有一个接一个的长条形“伤疤”，内部生锈的钢筋暴露出来。在建筑外立面，开裂的纸皮石不时剥落掉下小的碎块，也让底下的行人不得不加快脚步。11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处长杨恩健也向记者表示，宏福苑八栋大厦消防系统的火警钟，虽然没有被关闭，但火警钟无声响，“不能有效操作”。

宏福苑住户、前法团管委会委员陈超伟说，早在政府发出强制验楼令的前三四年，也就是宏福苑楼龄三十多年的时候，法团委员们已经盘算过翻新的事，但考虑到要让街坊凑不少钱，不易推进，“干脆等到大维修时再一起做”。

宏福苑在2016年6月10日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令。2019年1月，宏福苑业主大会决定聘用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检验楼况。2021年，业主大会再次选中鸿毅，为大维修拟定标书，及监督维修过程。

2024年1月28日，在宏福苑篮球场，法团召开决定维修方案和承建商的大会。鸿毅给出的三套方案，最大差别在于外墙整修的程度：两套为局部修补，一套为全面翻新重做。黎维茵投的是局部维修——“中间那一档，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最终结果是业主以80.5%的大比例通过全面维修的方案。宏业则以54.79%的得票率中标。当天法团会议记录显示，出席人数595人，包括授权代表。

票选结果出来不久，一批年轻业主开始在宏福苑的广场立牌子，公开“讨伐”旧法团。对宏福苑大维修方案的质疑声集中在“授权票”上。由于按法例，业主大会要有一定投票比例才能通过议案，为避免出席不足而流会，许多香港的屋苑都长期依赖授权票。陈超伟告诉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里，屋苑形成惯例：不少老年业主会把票授权给法团主席或委员。签名是自己的，但最终投了什么，并不清楚。

长期关注工程界贪腐问题的建筑工程师潘焯鸿说，法例对法团的监管存在漏洞，导致“授权票”被滥用。《建筑物管理条例》在2024年6月修订，规定维修费超过3万港元的工程，必须由至少5%或100名业主到场亲自投票通过，不能以授权票代替。新《建筑物管理条例》在2025年7月正式生效。

在维修开工前的几次大会上，业主围绕“看选票、核验签名”争吵不休。黎维茵目睹过反对者与旧法团成员发生肢体冲突，现场“暴力”“混乱”，最终以警方调解收场。

黎维茵记得带头反对旧法团的“柑仔”40多岁，戴黑框眼镜，说话热情利落。在小区广场上，他对路过的黎维茵说，3.3亿港元方案费用过高、收款时间过短，认为投票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并要求重选法团，承诺公开更多资料，包括标书。

黎维茵表达了支持，她对小区的日常管理早有不满，认为监督物业的法团不作为。黎维茵说，有一次下“黑雨”，早晨上班出门时，黎维茵看到雨水已经顺着楼梯间的窗户飘进来，浸了整条走廊。黎维茵担心水流进自己家，会损坏家具，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物业，请他们派人上楼查看。电话那头却回得很冲：“整个管理处现在就我一个，你以为我有一队兵呀？”气得黎维茵直跳脚。晚上回家，她再打一次，仍是同样的答复。她忍不住说：“我们业主每个月都出粮给你们。”对方回她：“你给我钱咩？我公司给我钱！”在Facebook的“宏福苑居民交流组”里，类似抱怨不少见。

宏福苑的工程是在2024年7月16日开工的。仅仅两个月后，业主在旧法团激烈反对下仍坚持召开会议，1200多户以56.54%赞成票罢免原管理委员会，选出新一届的管委会。“柑仔”徐满柑成为新任主席。

黎维茵一度觉得“看到了曙光”。新法团上任后，业主曾提议推翻方案重来，但收到的回复是，承建方会索取上千万港元的违约金，维修只能照原方案继续，工程公司也没有更换。黎维茵感到很泄气，好像“白忙活一场”。“作为普通业主，还能向谁求助呢？”

香港市区建建局在2016年推出“招标妥”，试图帮业主减少工程知识不足带来的盲点，包括引入专业第三方为业主提供粗略费用估算，设置招投标电子平台，方便业主对接顾问公司和承建方。宏福苑的招标走了“招标妥”，选取的公司也都是“招标妥”注册企业。

在潘焯鸿看来，政府监管是缺位的。他说，虽然有“招标妥”，但市建局不会对顾问公司的评分做复核，也不会吊销有违法记录的承建商的资质。市建局作为监管单位，主要只审查投标报价是否偏离市价，并不会替业主判断工程方案本身是否合适。而作为《建筑物管理条例》的执法单位，民政事务总署负责协助私人大厦业主处理与大厦管理及维修有关的问题，法团开会时，地区民政处会派职员参与，但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因为法律并未授权其干预会议内容。

宏福苑维修期间，因为收到业主求助，潘焯鸿曾在2024年5月多次致函消防处，指出宏福苑棚网与胶板存在消防风险，但未得到回复。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大埔民政处在过去三年接到约40宗宏福苑居民投诉或求助，涉及召开业主会议、维修及一般大厦管理问题。大维修开展后有三宗投诉，提及棚架结构安全及保安问题，总署“已将个案转交有关部门跟进”。这些都没能阻止宏福苑的悲剧发生。

“投票呀，唔好（不要）授权！” 12月6日，星期六，在与宏福苑相隔仅一个地铁站的小区穗禾苑，围绕大维修的争议走到高潮，一个身着绿衣的瘦高老人拿着话筒，站在穗禾苑一期的居民广场上呼喊。穗禾苑建于1980年，比宏福苑还要早三年，共有九栋、3501户，住户平均年龄57岁，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小区。2014年，穗禾苑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楼通知；2022年，一项造价3.8亿港元的维修方案被敲定后，引发持续争议。近百名业主指控法团忽视更经济的方案，夸大工程规模与费用。市建局亦曾发出警示，指出招标文件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包括外墙维修面积被夸大72873平方米，令集资额增加约7477万港元。

宏福苑的火灾给穗禾苑带来了很大影响。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密实包裹九栋建筑的棚网被完全拆除，只剩下竹棚。12月3日，香港特区政府下令，全港正在进行大维修的楼宇必须于三日内拆除所有棚网。穗禾苑居民的担心却没有消减。广场上聚集着20多名街坊，其中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人。“我们自己点过棚网，烧得很快，但政府就拿承建商的合规文件来说材料没问题。”“我们这个屋苑一直都不算团结，就算宏福苑出了事，还是有好多人不愿站出来。”

潘焯鸿说，宏福苑、穗禾苑这两个小区的一大共同点，就是老人居多。宏福苑有接近37%居民年龄超过65岁。“上了年纪的业主通常更保守怕事，他们未必看不到问题，而且也都觉得自己拿出积蓄来很辛苦，但他们会逆来顺受，只求下半生安稳。”目前，香港楼龄超过50年的住宅已达1万栋。潘焯鸿认为，楼宇老化的问题，“内地迟早也会面对，香港只是先走了一步”。在他看来，社区维修的制度设计，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借鉴、共同研究。

宏志阁是宏福苑火灾中唯一一座没有被波及的楼栋。12月3日，宏志阁居民获准回家收拾物品。离家一周后，蒋梦婕第一次回到家，发现家里几乎完好无损，除了冰箱散发出食物腐烂的气味。她猜想，楼里可能断过电，又恢复。她惊讶地发现，一个多月前买的一缸热带鱼还活着。但是鱼缸不易搬动，思来想去，蒋梦婕放弃了搬走鱼缸的想法，只收拾了一些证件、贴身衣物和冬衣。

回到粉岭的临时住所，蒋梦婕将家里的景象告诉了丈夫欧阳家成。欧阳家成一下子怒火中烧，“鱼也是生命，它们告诉你‘我在等你回来’，你怎么可以不管不顾？”他想要救下热带鱼，便一个人坐上地铁回到宏福苑外，请求警方再让他上去一趟，警察却告诉他，“你们家的时间已经用完，没有机会了”。

欧阳家成说，他带着怒火问了当班警察的警号，晚上8点左右，他接到警方电话后回到了位于宏志阁的家，鱼一个星期没有食物，却依然身段灵巧。他想，把鱼接回中转屋后，要等到第三天才有时间去买鱼食，但他知道，鱼儿们会原谅他的，“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51期，文中除潘焯鸿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感谢刘宝洋、何新月、庹舒妮、许振华和余雯彤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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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走红时，许多评论都称其为“本格推理电影”。但严格来说，第一部在推理层面其实没有那么本格。本格推理有两个重要的元素：一是案子要以破案解谜为核心，侦探要寻找凶手、动机和手法；二是信息要公平，侦探和观众得到的线索是一样的，这样在谜底揭晓时观众才有恍然大悟的醍醐味。

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做得都不算好。电影放了还不到一半，就通过护工的回忆把死者怎么死的交代得一清二楚（被护工注射错药物后主动自杀），之后内容则是讲护工为了掩盖自己是凶手而展开行动。

尽管电影在结尾有一个漂亮的反转，侦探布兰克在一番推理后揪出了幕后真凶，但很难说这是一部以破案解谜贯穿全片的电影，毕竟电影后半的主线不是寻找真凶，布兰克发现真凶存在靠的是片尾才拿到的尸检报告，可报告的内容直到最后推理时才告诉观众，这也违背了公平性原则。

而到了第三部，导演莱恩·约翰逊终于拍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本格推理电影，这部的谜题比第一部要有悬念吸引人得多，电影从头到尾都是围绕两起不可能犯罪展开。

电影的背景这次放到了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镇教会上。思想极端、宣扬暴力的威克斯神父有一群忠实的核心信徒，某天他在完成布道后倒在一个狭小的水泥密室中，背上还插着一把匕首。刚来教会几个月，和威克斯矛盾重重的助理神父贾德成了头号嫌疑人。

而在威克斯葬入墓穴的当晚，又有人看到他从墓穴中复活离开。密室杀人+死后复活，两起不可能犯罪接连发生，布兰克将面对他有生以来最困难的案件。

对推理作品的一种常见评价方式，就是从出题和解题两个角度展开评价，优秀的作品都兼具超越日常合理性的华丽谜题，以及石破惊天又合乎逻辑的诡计设计。可以说不可能犯罪谜题和诡计的设计水平，就是对推理创作者的试金石。

在经历了前两部的尝试后，作为资深推理爱好者，导演约翰逊终于在这一部里对不可能犯罪这一推理界圣杯发起挑战。约翰逊还特意安排了一段台词阐述不可能犯罪的趣味所在，看得出他是真的很骄傲于这一部的谜题设计。

约翰逊对推理小说的热爱展现在电影的各个方面。在第一部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许多对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致敬：死者是个85岁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也是活了85岁；侦探贝努瓦·布兰克是个带比利时风格名字，阿加莎笔下最有名的侦探就是比利时的波洛；而在一所庄园中围绕遗产发生的命案，更是阿加莎的经典情节设计。

到了这一部，约翰逊把致敬对象换成了美国推理小说家约翰·迪克森·卡尔。他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并称“推理黄金时代三大家”，文风有着哥特式的惊悚黑暗，擅长不可能犯罪尤其是密室的设计，被誉为“密室之王”，代表作包括《三口棺材》《扭曲的铰链》和《犹大之窗》（国内均有出版）。

电影里对卡尔的致敬非常直白，卡尔的名作《三口棺材》不仅被布兰克拿来狠狠安利一番，并借鉴里面的“密室讲义”来破解密室，还直接成了凶手构思不可能犯罪的灵感来源。

在氛围营造上，电影也继承了卡尔的哥特式审美。大量对称式的远景构图、明暗对比强烈的打光，还有低沉肃穆的配乐都让第三部更加黑暗厚重，和前两部艳丽跳跃的影像风格形成了差异化。

在谜题设计和氛围营造上，这一部的表现无疑比第一部更本格更出彩。尤其在推理电影已经成了濒危物种的当下，还有人愿意拍这么一部高纯度的本格推理电影，已经是足够难得。

不过遗憾的是，电影在诡计设计上就没那么出彩。无论是密室杀人还是死者复活，最后揭晓的诡计都只能算中规中矩，缺乏想象力和新意。电影在做到了信息公平后，稍有推理阅读量的人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如果真要计较，那犯罪手法上能挑的问题有一大堆：密室杀人的关键一步是在神父衣服上缝一个恶魔头雕像，虽然恶魔头被涂成了和衣服一样的红色，但怎么看都容易被发现；凶手为了完成密室杀人还要在瞬间转移所有人注意力，但采用的方法能否成功完全靠运气。

好在这些都是细节问题，要说能成功那确实有可能。事实上在推理小说发展了这么久之后，现实中能想到的诡计基本都已经被写完了，就像《三口棺材》里的“密室讲义”罗列了所有的密室构建方法，电影里的密室也逃不开这几种。

如今推理作品想在诡计上做到有新意是极其困难的，基本只能往设定系的路子上走，也就是加入架空设定（时间循环、超能力、奇幻世界等等），利用新设定来玩出新花样。作为篇幅有限且面向大众的推理电影，《利刃出鞘3》注定无法设计太复杂的诡计，做到现在这样也不好苛责什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前两部很多人吐槽从演员咖位就能猜到凶手，最后揭露犯人时内心毫无波澜。这一部虽然没完全避免这个问题，但通过剧情设置还是把真凶的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刻（除非观众用推理提前锁定真凶），这一点还是有进步的。

《利刃出鞘》系列一直以来都会在案件中融入社会议题的讨论，第一部是移民政策，第二部是科技巨头的道德问题，第三部则把焦点放在了对信仰的讨论上，展现的深度和层次堪称系列最佳。

导演约翰逊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小时候受父母影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现在已经不是。他身边既有像自己这样中途放弃的人，也有因为某些变故成为了信徒的人。他希望通过电影展示信仰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哪些潜在的问题。

电影的死者威克斯神父基本是一个信仰的负面形象大集合：他妄自尊大，用愤怒和仇恨去煽动信徒的情绪，从中挑选自己的死忠；他欺骗信徒能治好伤病，把信徒的储蓄骗了个一干二净；他甚至还有个私生子，计划用私生子的政治资源结合自己煽动性的口才走向政坛。

那些盲信的信徒也都没好下场：有的人被骗光了钱，有的人沉溺于愤怒自我封闭，还有的人以信仰为唯一支撑，相信自己一直是好人，最后却以信仰之名犯下杀人罪。

威克斯同时也是导演对当下政治人物的影射。第三部一开头，威克斯的私生子赛向贾德抱怨自己的政治仕途不顺时，报菜名一样报了他为了拉选票鼓吹过的十几种议题，从性别议题、边境议题、战争议题到种族议题、气候议题、堕胎议题，听得贾德目瞪口呆。

当贾德建议他“去提供一些能真正给人启发的东西”，赛的第一反应是“你是说给人们看他们憎恨的东西，让他们担心所爱的事物会被它们夺走？”

短短半分钟的对白足以让人一窥当下美国社会的撕裂：不同阶层有着难以调和的各种冲突，而政治家为了选票从来不吝于煽动对立、制造更多仇恨和思想极化，让人们更难彼此信任和团结。这恰恰也是威克斯对信徒们所做的事，赛正是看到了这点，才鼓动威克斯投身政界。

电影批判的不仅是威克斯这样利用信仰操纵人心的人，更借布兰克之口对信仰存在本身发起了辛辣的嘲讽：信仰只是被编造出来的虚假故事，就像泡沫一样没有实在根基。

但与此同时，电影也借由贾德神父这个角色展现了信仰有价值的一面。贾德堪称整部电影最大的亮点，以往系列中除了布兰克外的角色基本都是制造冲突反转、提供线索的工具人，而这次的贾德塑造得极为丰满立体，在电影中的高光甚至超过了布兰克。

相比威克斯，贾德展现的是信仰积极的一面：他希望在人们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用爱去化解伤痛和隔阂；即便是在查清真相、给自己清洗冤屈的紧要关头，他仍然愿意抽出好几个小时为信徒得了绝症的母亲祈祷；他也经受住了巨大财富的诱惑，最后依然继续为信徒们服务。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贾德都是一个拥有崇高品格的好人。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困境时，都会希望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身边，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帮自己走出生活低谷。而这一切的来源都是贾德对信仰的虔诚和奉献。

贾德和布兰克的对比更有意思。当布兰克嘲讽信仰是虚假的故事时，贾德很干脆地承认了这点，但他之后的回应也同样引人沉思：故事是虚假的，但故事传达的内容是真实的。

贾德这段台词很有建构主义的风格。建构主义不认为事物存在唯一的真相，主张“解释事物的主观角度决定了事物对人的意义”。换句话说，建构主义看待事物的重点不是“是什么”，而是“会怎样”。

放到信仰这个问题上，建构主义并不在乎围绕信仰的种种神迹和传说是真是假，它关心的问题是：如果人们相信这些故事所构建起的信仰，会给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好处更多还是坏处更多？

这个答案因人而异，在布兰克这样的理性主义者眼里，信仰带来的是歧视和纷争，这当然有道理。但这并非信仰的全部，也有的人从信仰中找到出路，发现了人生更大的使命和意义。就像贾德，他曾经在拳台上打死人而陷入内疚和罪恶感，最终从信仰中获得了救赎，他成为神父后也抚慰了许多人受伤的心，这当然是好事。

每个人都渴望无条件的爱和包容，但在这个充满撕裂、对立和纷争的时代，这无疑是极为奢侈的东西。对很多陷入困境的人来说（比如电影中母亲得了绝症的信徒），信仰也许是他们获得心灵慰藉的少数途径之一。如果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信仰是不是虚构的故事真的很重要吗？

因此尽管对信仰带来的问题做了大量批评，但导演依然肯定了信仰的存在价值。就像电影的结尾，布兰克放弃了向大众说出真相，而是给了凶手独自忏悔的机会，让贾德对凶手的宽恕为整个事件画上句号。这一刻，作为侦探的布兰克也承认，有些事情比破案更重要。

和第一部相比，《利刃出鞘3》的娱乐元素更少，题材有文化隔阂，前期的铺垫也略显拖沓，这都注定它在国内的大众评价比不上第一部（豆瓣目前评分7.6）。但它对不可能犯罪的挑战和主题探讨的深度确实让人看到了用心和进步，许多台词也写得极为精彩，是今年不容错过的悬疑佳作，也期待未来第四部能带来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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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红楼梦》在中小学语文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它被反复提及、频频出题，进入教材，成为许多家长眼中“早晚要读、干脆早点读”的那本书。

社交软件上随处可见对《红楼梦》的考点讨论

于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是：

家长精心挑选一套厚厚的《红楼梦》，谆谆教导——“这可是经典，好好看看。”

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通常是，孩子草草翻了两页，读不进去，便随手扔在了一旁。

《少年派》剧照

对此，我们想说：

正因为《红楼梦》太重要了，才更不该被这样“轻易地翻开”。

不是反对给孩子读《红楼梦》，而是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很可能适得其反。

难点1

120回的大部头

“随手读”可读不了

《红楼梦》的人物繁多、关系复杂，和爽文、短剧相比，情节推进堪称“缓慢”。

书中大量篇幅写的，不是有剧烈冲突的事件，而是大观园里的日常——组诗社、吃螃蟹、理家务，一回里可能几乎“什么都没发生”。

《红楼梦》剧照

这种以生活细节和心理暗流取胜的叙事，更适合已有长期阅读经验的读者。而多数孩子习惯的是情节清晰、冲突集中、读一段就有反馈的故事。

在阅读耐力尚未成熟时，直接进入这样一部体量巨大、节奏舒缓的作品，结果很容易是：

翻了几回，看不出好在哪，合上书，心里留下一个印象——“什么经典，也不过如此。”

难点2

300年前的文本

好遥远，好陌生

《红楼梦》距离今天，已经三百多年。

它的语言、礼制、家庭结构、价值判断，默认读者拥有一整套传统文化背景。

就说这近乎文言的文字、不少的生僻字，就先让人心里犯了怵。还动不动就开始出现诗词歌赋，名字里都是隐喻，可谓是寸步难行！

更不要说那些字典里查不到的社会背景，和现代社会形成强烈反差：

封建宗法制度的规约下，贾宝玉见父亲必须“躬身禀报”，小姐们不可随意出二门；贵族经济中，有“月例银子”“庄子收成”“当票”等陌生事物……

久而久之，《红楼梦》留给孩子的印象，可能不是“美”，而是“累”“费劲”“看不懂”。

《小别离》剧照

难点3

出题角度“刁钻”

看过≠会做题

近些年，教材、中高考对《红楼梦》堪称“偏爱”。

从小学、初中的选篇，到高中的整本书阅读要求，无不显示《红楼梦》在语文学习中的分量。

五年级下册《红楼春趣》（选自第70回）

九年级上册《刘姥姥进大观园》（选自第40回） 

高中语文必修下 整本书阅读

许多人以为，看完就等于会了。殊不知，在具体的考察中，题目角度出其不意。

2022年全国甲卷作文，选取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情节，要求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写文章。

2024年高考语文北京卷，用贾母和薛宝钗对王熙凤“乖”“巧”的评价出题，要求结合书中的其他情节，谈一谈对这两个字的理解。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孩子仅仅“看过”还不够，“看懂”并且“理解”，才能摸到解题思路。

2025年北京高考

2022年全国甲卷

对此，我们想说：又厚、又重、地位又卓绝的《红楼梦》，要读，但是——别毫无准备地读。

比起一上来就完整阅读原著，孩子需要更合适的路径：

先和人物拉近距离，建立情感连接；

通过俯下身的讲解，熟悉基本情节；

经过梳理总结，获取清晰的人物、结构、命运、情感、时代图谱；

通过真题拆解，厘清教学目标和考试方向。

这样周全的准备，如何做到？

这次，三联中读邀请到一位再合适不过的向导，带领孩子轻松找到入口，读懂、读透《红楼梦》！

刘晓蕾·给少年的《红楼梦》100讲

正式上线

▼点击下图，了解更多▼

主讲人刘晓蕾老师，从小学就开始读《红楼梦》。

如今在大学任教的她，有10余年《红楼梦》教学经验。

她被学生们亲切地评为“最受欢迎的公共课教师”。

此前，她曾在三联中读连开3期《红楼梦》共读营，收获好评无数。

听过刘晓蕾老师讲《红楼梦》的人，都如痴如醉

这次，她将用更晓畅的语言，为9—15岁的青少年带路，全本精读讲解《红楼梦》。

让这部千古奇书，不玄、不难、好懂又好用。

▼点击下图，了解更多▼

下面，一起来看看，刘晓蕾老师有什么妙招吧！

别把《红楼梦》当冷冰冰的老古董

这是一本“古代校园青春日记”

“《红楼梦》很‘潮’，潮到超乎你的想象。它也很‘真’，真实到让你惊讶。”刘晓蕾老师说。

书中人物的年龄，和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孩子差不多大。可以说，红楼人物就在大家身边。

宝玉住进大观园时13岁，就是一个初中生。他也有青春期的烦恼，解决的方法是看“闲书”。

林黛玉呢，算是班上的文艺委员+语文课代表，敏感细腻，但超级有幽默感，偶尔会“毒舌”。（前阵子看李诞直播，他说，这次拿起《红楼梦》，有点理解林黛玉为什么有那么多读者喜欢了。）

他们在大观园中，就像在一个“超级校园”里。这里有宿舍（怡红院、潇湘馆），有花园，还有专门开派对的地方！

这么一看，《红楼梦》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

故事线精读+专题总结

像追剧一样“追”完整本书

课程中，刘晓蕾老师全程以“故事线精读”为主体，不跳章、不绕远路，带着大家轻松进入小说情节。

内容分为“序幕”“前大观园时代”“春生万物”“诗与盛夏”“秋风瑟瑟”“凛冬已至”“总结与发散”7个单元，轻松疏通全书脉络。

在100讲中，从“女娲补天”的神话入门，理解宝黛的“前世今生”；到“宝玉出家”结束，看懂每个人的命运归宿。

在每个单元开头，老师会留思考题，提纲挈领，让大家带着问题听故事；

单元结束后，有专题总结，围绕人物、结构、命运、情感、审美、时代等维度，让知识扎深，把问题讲透。

100讲超大容量

轻松获取受用一生的智慧

在追求轻松有趣的同时，刘晓蕾老师也不会绕过那些深刻的问题。

比如：我是谁？如何面对失去？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

这，也正是《红楼梦》被列为“四大名著之首”，被教材和考试频繁光顾的真正原因。

就说宝玉的成长，从一个任性的少年，会任性摔杯子；到懂得“各人得各人眼泪”，理解他人痛苦，其间经历的种种，孩子都会在听课的过程中一同体会。

刘晓蕾老师说，《红楼梦》是一座人性的博物馆，也是一所生活智慧的学校，教会大家：

如何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得失之间保持从容；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守住本真……

这些领悟，比考试分数更能滋养孩子的一生。

真题拆解

特邀名师亲讲

针对许多同学“看了书也不知道怎么答题”的困惑，我们特邀语文名师，跟随每单元的课程进度，对历年真题进行拆解。

每单元20分钟，6个单元，提供120分钟超大体量的考点知识分析，让孩子不仅知道“考什么”，还知道“怎么考”。

在刘晓蕾老师主讲，名师辅助拆题的“超强阵容”下，孩子能获得一举三得的体验。

现在购买课程，我们还会额外加赠3种工具，助攻记忆理解——

准备好了吗？

下面，跟着刘晓蕾老师，一起进入大观园吧！

首发特价，用每讲不足一张地铁票的价格，获取可以永久、反复收听的《红楼梦》精读。

早鸟特惠265元

（2025.12.08—2026.01.08）

日常价298元

▼点击下图，了解更多▼

作者：晨曦

编辑：毛一

排版：阿花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十月的一天，我无意中在微信公众号上刷到“考公年龄限制放宽到38岁”的消息，当时那心情就像陷在泥潭很久的人突然发现一根稻草，赶紧查岗位，花了几百块买网课，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我要考。

在我这个年龄，考公就是出于生活所迫。我已经待业在家一年多了，上份工作是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当老师，一个月工资四五千块钱。每天面对三十多个小朋友，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一会儿喂饭一会儿陪他上厕所，这边一个孩子玩玩具手被夹了，那边一个孩子滑滑梯时和同伴吵架……每时每刻我都要保证他们在我视线范围内，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7点，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连轴转，经常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身体上的忙碌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心累。近几年生源少，私立幼儿园竞争压力大，我所在的幼儿园每个月收费三千多块钱，在西安抵得上很多人一个月工资了，当然得“卷”质量和服务。

除了教学上定期有公开课评比，幼儿园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特色活动，我得负责给班上孩子排演一个节目。比如一个五分钟的舞蹈，每天得花一小时手把手带他们练习，持续两三周，临近活动要布置气球墙，加班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和家长沟通也是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孩子不小心磕碰，一定要第一时间和家长打电话道歉，“都怪我没有看好”，夜里十一点收到家长消息也要及时回复。在学校用光了所有好情绪后，回家辅导二年级儿子作业时我便容易不耐烦，别人的孩子不能吼，只好吼自己的，但每次发完脾气我都觉得特别内疚。

去年年中，搭班老师怀孕休假，我的工作量大幅度增加，身心长久紧绷的弦终于断了，我辞掉了这份工作。本想休息一段时间，但没有收入就意味着要过“掌心向上”的生活。以前我不相信网上那些家庭主妇诉苦的段子，总觉得我老公是爱我的，亲身体验后才知道这种低声下气的日子有多不好受。每次要钱都得写个清单，物业费、水电燃气费、买菜钱一一列好，即使如此他还会说：“我不是昨天才给了你几千块钱吗？这么快花完了？”其实那是一个月前给的钱了。后来我学会了微妙的说话技巧，不直接要钱，而是隐晦地提示他：“这电费没了，你看你交还是我交？”

所以我得找工作，可工作并不好找。我每天都刷新招聘软件，岗位列出的十条要求里只要有一个沾边我就会投简历，行政、销售、助理等类别我都投过，被拒绝的理由很一致：年龄过大且缺乏相关经验。其实我学历并不差，大学是在“五院四系”（指的是法律学科居于我国领先地位的几所高校）之一学的法律，本科毕业时没考下来法考，考过了教资，加上赶上教培行业高速发展的好年头，在西安一个月能挣近万元，就进入了亲戚开的教培公司做幼小衔接教师。干了十来年，政策收紧，行业下行，工资降得厉害，有个月只发到1800元，不变的是依然需要周末上课，每天还要地铁通勤两个多小时，我就换成了那份幼儿园教师工作。这些年来我只会上课，技能太单一了，叠加上超过35岁的年龄，这一年来我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丈夫的收入也在下滑，之前他有副业，做些工程项目，疫情后也不行了。现在只有在企业拿的七八千元月工资，刚好覆盖我们一家三口的开销，存不下钱。消费明显降级，之前我会在健身房充值几万元的私教课包，喜欢的衣服两三千块也买，现在连超过10块钱的水果都不会买了，家庭紧迫地需要多一份收入。

客观的经济压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做律师或在公检法系统里，个个风生水起，我是混得最落魄的一个。我心里不甘，必须要找到个好工作，证明自己，改变现状，就这么简单。

在这样的境况下，能考公真的是上天眷顾的一个机会，或者说唯一出路，没别的可选了。我也知道现在的基层公务员不像我很多年前想象的那样，在办公室里看看报、喝喝茶。我一个亲戚考上公务员后特别忙，一天到晚都不着家，工资也不算高，但我也能接受，毕竟这是一个稳定的“铁饭碗”，永远不用担心被裁，还有五险一金保障。之前在教培公司是不给交这个的，我也不舍得自己每年花几千块交社保，那时年轻不重视这些，直到前两年住了次院，花了两万多块，幼儿园给交的医保报销了80%，现在我再找工作就很在乎这个了。

决定考公后，进入选岗环节时我发现，如果我是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在陕西省内能选的岗位至少二十个，但对于38岁的我，能选的岗位只有四个，基本都是三不限岗位（指的是不限专业、学历、户籍的岗位类别，主要面向偏远地区或特定部门，如基层服务等领域）。较低的报考门槛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我报考的一个税务相关岗位，录取4个人，报名了1900个人。这给我一种感觉，正儿八经适合我们大龄考公人的岗位还是不算多，放宽考公年龄限制这个政策可能更多是起一个表率作用吧，让更多单位更多企业知道，不要用35岁作为一个卡录取的门槛。

国考已经考完了，给了我一点信心，感觉自己还算是学习的料子，现在就是全力以赴准备省考。把孩子全权交给丈夫带，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上午十点学到凌晨三点，自己跟着自己节奏来，比如我最近在看言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中的言语理解与表达题型），一本书十七节课，每节课3个小时，我做了个计划，必须要一周看完。中间吃饭也很简单，为了不出现考试通过，公务员体检不通过的情况，我还在同步减肥，每顿就吃水煮菜，一个多月已经瘦了15斤。备考当然很累，坐上十几个小时脖子都快断了，记忆力也没年轻时好，一句话要看好几遍。但我没有犹豫过，也没想过放弃，现在的困境，没有人能拯救得了，只能我自己来。

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公司规模在武汉不算小，收入也还过得去，月薪一万多块钱。今年是我在这里的第六年，对公司的一切都挺熟悉，也不太需要加班，原本是想说更长久地待下去。可近两三年公司主营业务被其他平台挤压比较严重，用户流失，收益不如从前，随之而来的是减少奖金绩效，和频繁地调整组织架构。我所在的部门在23年时有四五十个人，大规模调整拆分后现在只剩5个人。也有些年轻同事不是被裁，而是感受到了水温的变化，主动走的，去北上广深寻找新机会。

虽然调整后我在的组属于核心业务，但我也不觉得自己就安全了，现在公司规模不断缩小，业务就是在萎缩，没有谁会一直在这里。担心被裁员的危机感是普遍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我自己的一次切身感觉，是在今年年初，整个架构完全打乱了，我在的组换成了新的业务，新的负责人，当时就感觉是不是有可能要走，好在后来还没有。

在这样的不确定下，我得谋求一条新的出路。一方面可能是我性格使然，我是比较未雨绸缪的类型，得给自己找一个保底选项。另一方面，到了这个人生阶段，照顾好家庭是我最看重的。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考公，我是湖北人，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前父母让我去考公，我拒绝了，当时还是有些“文青”的气质在身上，看不上这样一成不变的工作，总觉得去外地闯荡更自由一点，先在长沙工作了几年。等到回湖北定居成家，有了孩子后这想法慢慢转变了，特别是近两年，身边有两个同样三十几岁的朋友去世了，我越来越觉得，有份稳定的工作，把孩子好好教育好养大，把自己现在拥有的生活过好，也是挺好的。

我和妻子大学就在一起了，这么多年来习惯了彼此是很重要的支撑，她在私立学校当老师，也有随时被裁的风险，我觉得夫妻两个人如果有一人能在体制内，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大很多。女儿现在三年级，至少在她上大学前的这九年里，我需要一份更稳定的工作。

在可选择的出路里，考公是最合适的。我现在做选择的出发点都很务实：稳定、不离开家。之前也有过北上广深的大厂投来橄榄枝，我连面试都没有参加，直接拒绝了，我不会离开武汉。那武汉本地的机会只剩下一些创业公司或者工作室，比如之前一个领导创业，找我去做直播带货，我也没去。现在行业太卷了，竞争压力很大，这样体量更小的公司可能短期内月薪比我现在高，但长期来看发展前景不一定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体制外的风险我做副业时亲身感受过。我开过一家小实体店，亏了几万元，去年帮朋友的创业公司干过活，他自己投了上百万，还拉了投资人，结果公司才挺半年多就倒了，考公是最安全的选择。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其他工作机会都需要我被裁员后才能真正去做，试错成本太大了。只有考公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能两边兼顾，如果考上了我再主动辞职。

十月看到考公年龄放宽的消息时，我们同事之间还开玩笑说，这是我们这代人唯一一次踩到时代的红利，之前不管买房还是什么，都在高位。放宽年龄限制后我评估了一下，还有好几年可以试，试错机会比之前多，是驱使我报考的一个底气。就算没考上也不亏，我这两年了解到有经验的考公老师收入是非常客观的，如果你讲得不错，也可以自己做一些授课或者咨询之类的工作，认为它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不过考公老师需要有一定成绩的背书，比如国省考单科要超过70分，我想着尽力尝试一下。国考能报的基本都是税务这类岗位，没有我能报的武汉市的岗位，我报名了家乡那座鄂中小城的岗位，纯当练手。

开始备考后，我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几个帖子分享想法，评论区主要的一股声音是说，35岁以上再去考公，即使考上，仕途上的晋升空间和个人发展都极少了。看到这些留言，我觉得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这个年龄段还会去考公的人，我既然做出考公选择，所谓的晋升已经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现在我在私企都没想过晋升，进入一个更加固化的结构，我怎么可能在这个年龄考虑这件事？我需要的只是这份稳定的工作，能拿到就足够了。

我年初就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考公可能会放宽年龄限制的消息，当时还不敢完全相信，直到看见十月份国考报名公告里明确写着“一般报考者的年龄限制由过去的“35周岁以下”放宽至“38周岁以下”，我才确定，命运的大门又缓缓向我打开了。

会有这种“复活”的感觉，是因为去年我卡着最后一次机会报名了国考。24年国考需要报考者为1988年10月至2006年10月期间出生，我正好是88年10月出生。去年我报名了山西省委宣传部下属部门的一个岗位，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进了面试，觉得自己肯定稳了，梦想终于要实现，还花了八千块钱学了10天的线下面试班。当时站在备考室旁的楼道，往北望去可以俯瞰太原城市全景，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只要回答完三道面试题，我的命运就变了，终于可以从事业单位跨到公务员行列。

这是我七八年备考生涯里最接近成功上岸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当天下午成绩名单就张贴出来了，录取的是笔试排名第三的考生。心里当然是遗憾和难受的，但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只是匆匆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结果，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没想到的是现在居然有机会继续考了，和妻子商量后，我还是决定报考，一方面是已经努力了这么多年，就这样放弃很可惜，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对现在的生活并不满意，考公是改变现状最直接的一条捷径。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在2012年毕业时是高薪热门的专业，许多同学去了北京上海的互联网大厂。我没想过去私企，我在山西一个县城长大，接触到的长辈观念都比较保守，官本位思想重，在他们的就业鄙视链里，公务员是顶端，赚再多钱，都不如你是当官的，能帮忙办事，进入体制才算光宗耀祖，能进省城又比留在县里有出息。加上我母亲和两个姐姐都算是体制内工作，我也一直把在山西省内当公务员作为终极目标。本科毕业前就参加国考，笔试差了一些，没考上，正好政策需要，就先去当了两年大学生村官。村官是合同制，没有编制终究不够稳定，我就考到了省直属事业单位去。

事业单位看起来也是体制内，但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明显感觉到，还是会低公务员一等。工资是公务员的70%，近几年绩效经常只能发到80%，甚至有一年只有50%，而公务员可以全额发放。我现在每月到手5000多块钱，妻子也在事业单位工作，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一万出头，孩子一年级，正是花钱的时候。为了给他买一双鞋，妻子会上各种平台领券、凑单、比价，给车加油，也要先看一遍哪个银行可以领满200-20的券。想给孩子报个英语班打好基础，外教口语课一个月两千多，报不起，只能我们自己下载app教他。孩子一直想去珠海长隆玩，也没成行。谁不想过一个更宽裕更自由的生活呢？比如想去饭店吃饭，就可以去吃，而不是只给孩子吃，自己舍不得吃，或者想给孩子买东西可以直接买，而不是能省再省。

对现状不满意还有一个方面，是我在事业单位看不到什么晋升的希望了。2020年，省直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我原先的单位十几个人，合并后变成两百多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需求比例从5:5变成7:3，作为管理人员，我想提拔就更难了，只好转为技术人员，又要重新从零开始。我现在是副科级别，据我了解，公务员的晋升通道比事业单位更明朗，三五年基本能升一级，级别不仅和当下生活挂钩，还和未来退休待遇有关，如果我在事业单位待到退休，再二十年可能也就升到正科而已。

我之前的一个同事，16年考上省直公务员，已经是副处了。在一起吃饭时，人家就是坐主位的领导，而我年龄都这么大了，级别还这么低，心里难免有落差。外人会说，你在一个省直事业单位挺好的，还不知足，一直费这些功夫干啥。但是当你知道优秀的是谁，更好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时候，就还是会想去追求那个目标。

即使在体制内，危机感也存在。2020年我们事业单位改革时，就有三四十个事业单位变成企业，企业如果做的不好，是会破产没的。我爱人也常和我说，再干十年，会不会我在的事业单位也变成企业，那就不是一个铁饭碗了。

在我这个年龄在职考公，确实很不容易。去年备考时，除夕晚上我也在听直播网课，屏幕里传来老师家门口的鞭炮声。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小区里找个安静的地方背书，白天上班靠灌咖啡支撑，晚上等孩子睡下才能在客厅学习，犯困的时候就掐自己大腿。中年人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心比较散，即使深夜自己复习，也难免惦记明天要给孩子做什么早饭。送孩子上画画班，他在里面上课，我坐走廊上模拟考试。

客观上，竞争压力和难度也在变大，22年我报考省林草局时，是两三百人中录取一个，到了去年省委宣传部那次，已经是四五百人了，从百里挑一变成千里挑一。题量也在变大，平时练习时面试题一般是三分之一页纸，去年考场上直接来了个一页半纸。

但还是要考。我已经在准备明年的省考了，每天晚上学到三四点。考公对孩子的亏欠是最大的，之前有段时间和妻子一起备考，把孩子交给父母帮忙带，晚上在外面自习室学到快十一点，回家后发现孩子还醒着，他说要等到妈妈回来再睡。孩子是乖孩子，没怪过我们，去年过年时回老家，带他去景区玩，里面有个寺庙，孩子进去很认真地烧香拜了拜。后来我问他许的什么愿望，他说希望爸爸一定要考上公务员啊。

（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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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快过完了，大家本来应该高高兴兴地作别辛劳的一年、迎接新年，聚会饮酒、外出游玩，但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让人不快的事情，就是可能要写一篇年度总结。

年度总结，一个非常形式主义的东西，要说实话吗？我要不要列上自己一年走了多少步？体重是多少？体重无论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都是工作造成的？年度总结是要员工自吹自擂，还是自我检讨？反正最后写出来的基本上都是空话、套话，只有署名和日期是真的。

无论奖励还是惩罚，都应该及时。“让别人反思一整年的工作，就像让他们回忆去年三月午饭吃了什么一样。这太难了。谁能记住细节？而且，事后告诉别人他们12个月表现不佳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为时已晚。”

如果是年度总结的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接下来的工作，这个目的也很难达到。“年度绩效评估根本无法激励员工。它简直就像是一场职业上的羞辱。想象一下，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你今年所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有一些同事匿名指出的缺点。哦，对了，你今年没涨工资也没升职，因为，嗯，你的表现不达标。明年再来吧！’这能让你摩拳擦掌吗？”

我们需要在年终总结中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按时完成任务吗？领导应该知道，美国认知科学家侯世达颇具提出了一个侯世达定律：你计划做的任何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是比预期的要长，即使你在预期中已经考虑了这个定律”。换言之，即使你知道一个给定的项目有可能超出预计时间才能完成，也相应调整了时间计划，所需的时间还是会超出那个新制订的时间节点。

现在很多平时的业绩都已经数字化了，年度总结需要的只是一些虚的承诺或者表忠心，这考察的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是写作能力，或者说玩弄文字的能力，这是文字的异化。

美国作家保罗·罗伯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怎样在500字内什么也没说”，也就是说，写东西可以很容易，一口气就能写五百字的废话，“每周苦熬英语作文的学生，往往被一个数字折磨：五百字。他问自己，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惊人的数量？显然，只要在能用一个词的地方，设法塞进十个。因此，他很少满足于像‘超速驾驶很危险’这样朴素的表达——毕竟只有四个词。他动动脑子，句子就变成了：在我看来，超速驾驶是危险的。不错，但还可以更好：在我看来，超速驾驶似乎相当危险。如果他足够老练，最终可能会写成：在我谦逊的看法中，虽然我并不敢自称是这一复杂问题的专家，但超速驾驶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在许多方面都颇具危险性，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于是，四个词被扩展成了四十个，而内容一丝一毫都没有增加。”

现在小学生考试后都不公布班级排名了。工作后要被打分，是因为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了，还是因为自尊心下降了？管理专家说：“没人真正喜欢自己被排名，也不喜欢写自己的成功和不足。你一年只做一次，还得努力记住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因为这是你唯一一次争取奖金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笨拙、繁琐、耗时且令人不舒服的过程。”

《福布斯》的一篇文章说，“绩效考核强化了一种陈旧且糟糕的观念，即你的上司地位高于你。这简直荒谬。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上司更像是乐团指挥。指挥负责维持乐团的运转，但不会妄自指导乐手如何演奏乐器。搞绩效考核除了提醒员工谁是老板谁不是老板之外，没有其他预期结果。”

年终总结是一个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传统，它已经不适应如今的企业运作模式。“绩效考核是工业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它们来自更早的时期，当时人们根据我称之为哥斯拉的机械模型进行设计。如果员工整天站在传送带前打磨小部件，您可以很容易地数出沿着传送带下来的小部件数量，并查看哪些员工达到了目标，哪些员工没有达到目标。知识型工作比这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知识型工作者的工作并非仅仅是每小时或每季度完成多少个产品那么简单。团队中的某个人今天可能正是因为忽略了来来往往的小部件，而是盯着虚空发呆了45分钟，才有了突破性的想法。绩效考核并不能有效提升绩效，它们只是绝佳的权力控制机制，这也是一些公司难以放弃它们的原因之一。”

写年终总结、让个人陈述自己的表现，只会对那些大言不惭的人有利，而会做事的人可能非常不善言辞。奥威尔说，当一个人机械地重复着别人已经听熟了的话，“你看到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个假人。他的喉部固然仍旧发出应有的声音，可是他的脑子却没有在动。而要是他自己选词造句的话，他就会动动脑子。如果他发表的讲话是他一遍又一遍讲惯了的话，他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为自己辩解的话比往往主要由委婉含蓄的隐语、偷换概念的诡辩和纯粹掩饰的含糊其词所组成。“在一个人的真正意图和公开宣称的意图之间有距离时，他就会出于本能求助于大话和空话，就像墨鱼放墨汁。”

个人总结就是再一次被权力玩弄的过程，让员工自己给自己画饼，领导要真想看到忏悔和自剖，应该去读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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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的第2个周六晚上，柯南秀的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在家里举办派对，圣诞假期马上来临，2025年即将结束。而过去的这一年，洛杉矶经历了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大火。成千上万的居民（包括柯南在内）曾被迫紧急撤离，柯南一家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这场晚宴派对，原本还带有“辞旧迎新”和“扫除厄运”的美好愿景。

莱纳夫妻得到邀请后，还问了柯南，能否把他们的儿子尼克带上。这个周六之前，尼克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似乎是因为近期他又陷入某种极端行为模式当中，莱纳夫妇因而不放心将儿子一人留在家里。

所以这个晚上柯南派对的参与者，有不少人都看到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壮汉，还有人被壮汉问到了头上，问“你是名人吗”。随后，更多人听到了激烈的争吵声——罗布正在大声制止儿子这种令人不适的行为。

很快，莱纳夫妇就向主人告辞。等到派对上的人们再次听到莱纳夫妇的消息，已经是噩耗。发现二人遗体的是他们的女儿罗米（Romy），她是三个子女当中最小的一个，今年28岁，也是她报的警。

根据洛杉矶警方目前公布的信息，尼克在周日凌晨4点，入住了一家酒店，后来这家酒店的员工在浴室里发现了大量血迹。而尼克父母遇害的时间，大约是周六深夜或周日凌晨，也就是说，命案发生在派对的争吵几个小时之后。

接下来的这个周二，洛杉矶地区检察官表示，他们打算指控尼克一级谋杀罪，至于指控量刑是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还是死刑，他们还没有决定。这一天，尼克本来应该出庭，他的律师阿兰·杰克逊（Alan Jackson）提供的不出庭的理由是：“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处在医学层面的清醒状态（medically cleared）里”。值得注意的是，阿兰·杰克逊是洛杉矶知名度很高的律师，过去，他曾为臭名昭著的好莱坞大佬哈维·维因斯坦的强奸案辩护。

美国社交网络上过去几天都在热议尼克的杀人动机。目前有两派猜测，一派归咎于毒品，他们认为杀人当时的尼克，显然处在毒品的影响力中。另一派则认为，尼克杀害父母，是出于恨，恨他们从小逼他去戒毒中心，恨他们害他在青少年时流浪街头。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罗布·莱纳。这位导演的作品里，最被我们中国观众熟知的有《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1989年）、《危情十日》（Misery，1990年），以及《怦然心动》（Flipped，2010年），尤其是这最后一部，豆瓣上有202万人标注了评价。但对好莱坞来说，早在1970年，罗布·莱纳就已经崭露头角。他最初是以演员入行，1971年，他就已经凭借英国剧集《至死不渝》美国版里的“肉头”一角，赢得艾美奖最佳喜剧类的男配角。

后来他逐渐转向导演，《危情十日》之前，他就已经导过史蒂芬·金的《伴我同行》（Stand by me）。1993年他将他与人合伙创立的卡斯尔·罗克娱乐公司（Castle Rock Entertainment）出售之前，还制作了原著是史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除此之外，《火线狙击》（In the Line of Fire）、《绿色奇迹》（The Green Mile），以及电视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等许多著名影视作品也出自这家制作公司。毫无疑问，罗布·莱纳生前是好莱坞极有影响力的大佬。

从这个角度来看，能投胎到莱纳家里，已经是相当好运。但显然，尼克不这么想。

那个派对上目睹激烈争吵的好莱坞名流，看到父子争吵时，或多或少都会联想到，莱纳家里这个有吸毒史的儿子，一直都是这个家庭里最难言的隐疾。但谁也想不到，第二天，尼克会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好莱坞之所以对尼克的吸毒史了如指掌，是因为十年前，他曾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了一个剧本。

尼克第一次接受戒毒治疗时，才15岁，光是青少年时期，类似的戒毒治疗就多达18次。甚至，有时候他因为抗拒戒毒中心，会选择逃离机构。而父母又断绝他的经济来缘，他无处可去，于是就过那种流浪汉的生活。他此后的人生，基本就在戒毒和复吸之间反复横跳。他当然有过努力保持清醒的时期，但瘾君子的戒毒宣言从来都是好景不长。

对一个好莱坞名流家庭来说，家有毒瘾青年，肯定是一件丑事，所以莱内一家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此闭口不谈。

二十出头，也是在一个戒毒中心，尼克认识了马特·伊里索芬（Matt Elisofon），二人一起写了一个剧本，讲他们在戒毒中心的经历。这个剧本原本是30分钟时长，他们投给电视台，本想创作一部剧集。失败后，剧本被罗布捞了回去，他决定将其拍成电影。

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莱纳一家，特别是罗布和尼克父子，对尼克的毒瘾问题有了比较多的公开讨论。包括尼克本人，他也在采访中回忆过吸毒带来的后果。尼克提到，有一回，他在父母家里吸食可卡因，并因此几天不睡，它导致的暴躁促使他在他父母家里乱砸东西，电视、台灯都砸了，家里一片狼藉。

这部上映之后票房和口碑都很一般的电影，几乎是作为父亲的罗布在绝望中找到的最后一条路。拍电影是他最擅长的事，也是他的信仰，在他的视野里，父子俩合作一部电影，或许真的能成为一种转机。所以即便尼克想放弃，罗布依旧是以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般的意志力在推进。

在电影《成为查理》中，罗布对于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那个父亲角色大卫，是毫不客气的。出演大卫的演员卡里·艾尔维斯（Cary Elwes）在一个采访中提到，某些片段里展现严苛的父亲，他本想演得内敛一些，让观众更能共情父亲。但是导演却让他“加大力度”去演，要让观众体会到，父亲在应对儿子毒瘾时那种赤裸裸的痛苦，以及为人父母的失败。

电影的最后是这样的：

大卫：“查理，我知道你生我的气，现在可能不想听这些，但我确实爱你。我很抱歉。每一个有办公桌和文凭的专家都告诉我必须对你强硬，但每次我们把你送到另一个项目中时，我都看到你从我们身边溜走。我能告诉自己的只是，我宁愿你活着恨我，也不愿你死在街上。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做？告诉我该怎么做。”

查理：“你不用做任何事。”

大卫：“你想去萨克拉门托吗？离开所有的——”

查理：“——什么？毒品？从来都不是关于毒品。我想要的只是一个消除噪音的方法。但我用得越多，噪音就越大。”

大卫：“我是噪音的一部分，对吗？”

查理做了个夸张手势，表示“有一点”。

大卫：“那么你打算怎么做？”

查理：“我不知道。我会自己想办法。（停顿）我不恨你。”

大卫：“我知道。”

两人拥抱，查理转身走向门口。

大卫：“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2015年，电影《成为查理》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时任《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史蒂夫·泽奇克（Steven Zeitchik）在公关的邀请下，与该片的导演和编剧，也就是罗布和尼克父子吃了顿饭。十年之后，当泽奇克得知这起惨案，找出了十年前的采访录音，并写了一篇回忆文章。

这篇文章中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记者在餐桌上捕捉到的父子关系，是一种但凡在场就很难忽略的貌合神离：对和解一厢情愿的父亲，被迫参与其中的儿子。

当时电影上映在即，看上去一切都在向圆满的方向走，罗布和他妻子的观点是，当他们走到制作电影这一步时，（是否真的拍出来）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亲密多了。

但记者还是感受到一种典型的带有强势色彩的父爱。罗布作为一个成功的电影人，试图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拍电影，来解决连心理医生和戒毒中心都无法解决的家庭问题。他希望通过《成为查理》这部电影，推动儿子走出来，成为一个戒毒成功的清醒的人。

记者在文章里写道，“感觉就像电影节到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被匆忙塞进衣橱，就像客人们到达前客厅里最后一堆杂物。”谁也无法苛责一位父亲的希冀对吗，但在那个溺水的儿子眼中，或许只是另一种震耳欲聋的、让他想要疯狂逃离的“噪音”。在镜头前匆忙达成的“幸福结局”，终究没能抵挡住水面下潜伏了十年的、未被真正解决的愤怒暗流。